1936年9月，丁玲怀着到苏区去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豪情，离开上海，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苏区是丁玲早就向往的地方，1930年胡也频当选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要去江西苏区时，就曾计划着夫妻一道同行。现在，当这个去苏区的愿望就要实现的时候，她心里感到兴奋、激动，而又夹杂着些许紧张。毕竟现在还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
丁玲前往陕北苏区之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沿途都作了周密的安排。上海的党组织安排地下党员聂绀弩送丁玲去西安。聂绀弩曾是黄埔军校二期学生，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担任副主任。他比丁玲社会经验丰富，组织上认为丁玲与他同行比较安全、稳妥。他们改名换姓，编造了新的身份。中秋节的那天晚上，丁玲由周文送上火车，聂绀弩已等候在他们乘坐的二等车厢里，丁玲和聂绀弩在这之前还不相识！一路上，丁玲从不走到车厢外边去，停站的时候丁玲就装着生病，蒙头睡在床铺上，如果有人闯进来或是查票，就由聂绀弩应付。丁玲最担心路过南京，火车停在南京车站时，好在没有发生意外，沿途又经过几次关卡的检查，也都无恙地通过了。
终于到了西安。他们住进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他们接头的人。西安是国民党剿共前线的大本营，虽然张学良、杨虎城具有强烈的抗日思想，并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但国民党中央系统和省党部的特务密布全城，此时蒋介石又在计划新的围剿，所以这座城市仍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第一天过去了，住在这样一个小旅店里，日夜都有警察盘查，他们虽然没有多大的担心，但总是悬念着，盼望这个接头的人早早来临。
第二天傍晚，从门外闪进了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轻问道：“聂有才先生在吗？”聂绀弩转身去望，来人朝丁玲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礼帽轻轻朝上推了推，丁玲大吃一惊，几乎叫出声来：这不就是潘汉年吗！
潘汉年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他与张冲的秘密会谈，是为今后可能的国共两党高层谈判作准备。此时是他回到保安向党中央汇报秘密会谈情况后，从苏区出来，去南京、上海继续进行与国民党的接触工作。潘、张的秘密会谈也是颇具戏剧性的，敌对双方的两个情报工作头子，相互“慕名”已久，暗斗了好些年，现在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合作事宜。
真是他乡遇故知！几年不见，潘汉年的态度仍是那么平稳、从容，闪着那双智慧而机警的眼光看着丁玲。他淡淡地向丁玲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他还向丁玲介绍了一些陕北苏区的情况，说到出版条件时，他说那里几乎没有出版条件，只能油印一些宣传品。他表示，从这一点来说，他觉得以丁玲这样的一个著名作家，在外面工作作用会更大。
去法国，这个问题对于丁玲来说，真是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塞曲、埃菲尔铁塔、罗浮宫……不都是十几年前她曾经向往过的吗？在幻想里面出现过的那些瑰丽的海市蜃楼，现在正摆在她面前，她只要一点头，她就可以去到那地方。可是丁玲的想法却是：
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固执的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
第二天，丁玲同聂绀弩分了手。聂绀弩返回上海继续工作。丁玲被安排住在七贤庄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抗战后，此处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现在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1989年，我曾去过这个纪念馆，见里面陈列有我母亲的照片，我赠送了他们一本我编辑的《丁玲影集》。
七贤庄的这处秘密交通站，是一个三进有三个天井的院子，主人是一个外国牙科医生。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牙科诊所。丁玲就住在这里，等候进陕北苏区党中央所在地保安。这位牙科医生很年轻，他向丁玲介绍自己是德国人，他递给丁玲的他的名片上的名字叫冯海伯（他的真名叫温启，奥地利人，德共党员）。同丁玲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位被称为“小妹妹”的女同志，她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原也打算同丁玲一起进苏区的，后因工作需要又留在国统区了。“小妹妹”名叫李夏明，是中共革命先烈邓中夏的妻子。潘汉年把丁玲交由刘鼎联系。刘鼎原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时担任党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工作。
温启白天在前面行医，丁玲和“小妹妹”就在后面的房间里聊天、看。这里没有什么客人，只有刘鼎间或来这里向她们传达一些党的指示和介绍一些形势方面的情况。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是不能轻易雇用佣人的，于是做饭的事，就落在丁玲和“小妹妹”的身上了。“小妹妹”很会烧中国菜，丁玲就给她打下手，围着一条围裙，还真像一个使女。买菜也由“小妹妹”担任，因为丁玲不能出门。
一天下午，温启请丁玲和“小妹妹”到前面与他的客人见面。丁玲走进客厅，见客厅里坐着一个外国男人，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伫立在窗前，像等候谁似的。她，竟是史沫特莱！丁玲急忙扑过去。史沫特莱双手一下就把丁玲抱起来了，在史沫特莱的有力的拥抱当中，丁玲感到一阵温暖，许久不易流出的眼泪，悄悄地流淌下来。那位男客人就是埃德加・斯诺。他风尘仆仆，刚从陕北苏区出来，虽是新识，却比熟人还熟似的。斯诺成了这个小小聚会的中心。一切谈话的中心，都是斯诺这次西行所得的印象。他讲苏区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谜似的生活。他讲毛泽东主席，讲周恩来副主席，他到过前方，认识了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他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儿童，他满腹的人物故事，他把收集来的珍贵的照片，一一展览给他们看。他不断地讲解，这里有三个国家的人，没有翻译，但他们从听不懂的语言中能懂得许多事。三种语言在这里絮絮叨叨，在热闹的客厅里，华灯下，只有融融之乐，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史沫特莱在临潼休养，顺便采访，此时西安是一个热点地方。
丁玲住在西安等候进入陕北苏区期间，惊悉鲁迅逝世的噩耗。她满怀悲痛，署名“耀高丘”（她因为秘密隐蔽在西安，不便用丁玲这个名字），给许广平写去一封唁函，表示她深切的悼念：
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的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拚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党中央对丁玲进入苏区十分重视，指示中央联络局负责。为此，中央联络局作了周密的安排。当时具体负责接待丁玲进苏区的中央联络局工作人员，后来曾任国家农林牧副渔部副部长的吕清在给丁玲的一封信里，回忆当时丁玲进入苏区的情况：
当时住站中央代表叶帅（叶剑英）和后住站中央代表边章武同志，告诉我说，最近由上海经过西安和东北军防线洛川、烟筒山等地区，来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丁玲同志，要我作好准备，向些百姓商借窑洞及吃的等。不久你经西安、三原、耀县、中甫、宜君、洛川、烟筒山等东北军、西北军防地，走约三四十里大道离开，走十几里农村山区小路，然后走二十几里深山老林，（随同刘向三同志），到达联络站所在地安家畔，以后又由安家畔，路经夏土湾中转站，到党中央当时所在地保安县（现在的志丹县）。
吕清记忆力之好，令人十分惊奇，不仅是惊奇而更多的是赞叹，时过五十年，竟连行程路线中的一城一地、一镇一村、几十里大道、几十里小路、几十里深山老林都记得清清楚楚。初来乍到陕北农村的丁玲，是无论如何也记不住这些地方的。
丁玲一路都跟随着刘向三。刘向三刚刚把埃德加・斯诺从保安送到西安。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把斯诺送到西安，然后把丁玲从西安接回保安。
那时，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已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从西安到苏区边界，由东北军负责护送。丁玲是11月1日离开西安的，“小妹妹”留下了，换了另外两个女伴。她们在西关的一个小店上了汽车，汽车第一天停在耀县，第二天到达洛川。在洛川休息一天，她们也不出门，等候护送的人，听说是有一个连长带几十个骑兵护送她们，而且要骑马，有一百多里路。
在洛川，丁玲剪短了头发，换上了灰色军装，一副军人的模样。丁玲从来都没有骑过马，听说第二天要骑马跑一百多里路，根据旁人向她介绍的骑马的要领，就在房里炕上跳上跳下地练习骑马的方法。她不愿示弱，不愿人家知道她不会骑马，怕人家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下弦月还悬挂在星空的时候，连长就带着她们出发了。他带领这队人马，叫开了城门，他们各自牵着一匹马，无声地鱼贯而出。冷风扑面，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丁玲回忆道：
一出城门，连长就飞身上马，我赶紧往马背上跳，刚刚把脚套入马镫，还来不及去想头天晚上新学来的那套要领，马便随着前头的马飞跑起来。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我不准自己在友军面前丢脸。我一点也不感到劈面吹来的冷风，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我只浑身使劲，揪住马鞍，勒紧缰绳，希望前边的马停一会儿也好，因为我想我骑马的方法不对，我要换一个姿势。马跑了一阵才歇下来。下山时，我牵着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象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会站直似的。
这么走了一天，宿营在一个驻扎着很多兵的村庄。驻军的团长来看丁玲，听说丁玲要进苏区，很奇怪地问丁玲，知不知道那里很苦。丁玲心里想，我当然知道那里很苦，我就是为了吃苦才去的。
团长派一个连的步兵，继续护送丁玲他们。又是天不亮就动身，又走了二十多里深山老林的小路，护送丁玲的这一连东北军在山头停了下来，要丁玲他们自己走下沟去，说沟底下有接他们的人。这里已是红区和白区的交界线。丁玲告别了护送她的东北军战士，跟随着刘向三等同志向山下走去。这一段路程大约有四里路，才走了一半，忽然听见枪响，刘向三讲，这里是边界，常有冲突，于是他们加快了脚步。
沟底下树林里有几个穿灰衣服的人影，大家就跑了起来。丁玲大声叫着：“那是红军！”
当红军战士向丁玲敬礼的时候，丁玲的心情激动万分，望着他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帽徽，心里想着，这是我早就推崇的人，他们把血肉之躯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英勇战士，只有我应该向他们敬礼、致敬才是。
他们穿着单衣，十分精神。这是红军的地方部队。
以后的路程，骑着小毛驴，加上民工，十来个人，又走了六七天，便到了红都―保安。保安，现在称志丹县，共走了十一天。
丁玲到达的保安，是一个很破旧的城镇。房子全被逃走的地主烧毁了，街上也没有什么卖的，全城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所有的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莫有半里长，中央军委、党中央各部、边区政府全住在这里，全中国革命的领袖都住在这里。丁玲望着这排窑洞，慨然想着：要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大的。
保安只剩下一幢房子是完好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在这里。其实，外交部也只是个名义。中央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丁玲到保安后，就被安排住在外交部。
丁玲一到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为丁玲的到来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会。这个欢迎会，虽然出席的人数不多，但却是非常隆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凯丰、吴亮平、李克农等约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当时在保安的中共领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都出席了。
那是一个下午。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正坐在窑洞的门槛上。他起身热情地招呼丁玲，说：“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坐在门槛上。一个伟大人物这么平凡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丁玲的记忆里。丁玲久闻周恩来盛名，会前已见过周恩来。保安有一个机关合作社，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丁玲在合作社吃饭，有两个荤菜，几个馒头，还自带了一点酥油。周恩来解释说：“我和小超是合作社的股东，一块钱一股，我们各入了一股，每股可以要一个荤菜，所以是两个荤菜。”丁玲在上海见过邓颖超一面。那是1931年春夏之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一人独自住在上海。李一氓的夫人（大家都叫她“毛姐姐”）带了三位女同志到丁玲家里，说这三位朋友想看看你。丁玲知道李一氓夫妇是中共党员，所以心里明白这三位也一定是党内的人。只是毛姐姐没有介绍她们的姓名，丁玲也不好问。她们坐的时间不长，主要是对丁玲表示了同情，问问她的生活情况。所以，丁玲在保安见邓颖超第一面时就觉得面熟，忆起她就是那三位中的一位，便对邓颖超说：“我们好像见过，1931年时在上海。”邓颖超回答：“正是。”并告诉丁玲，一同去的另两位，一位是蔡畅，一位是曾轶欧。
毛泽东来得稍晚，窑洞里已坐满了人。他披件大衣，一边走进窑洞，一边说着：“我们的女作家来了吗？”从那浓厚的湖南口音，高大的身影和从人们望着他的目光中所表露出来的亲切与尊重，丁玲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她连忙站起身迎上去。毛泽东向她伸出手来：“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这时，大家都望着他笑，原来是毛泽东脸刮得很干净。周恩来笑着说：“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毛泽东笑着答道：“我还没有理发呢。”他又看着周恩来说：“恩来！你那把胡子什么时候也该清理清理了吧。”周恩来笑着答道：“革命尚未成功，胡子暂时不能刮。”
丁玲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欢迎会上，亲密、和谐的气氛更加深了她的这种感受。她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在这孔窑洞里，她几乎见到了所有党中央的领导人。她应邀在会上讲话。丁玲无所顾虑，满怀欢乐，第一次在这么多领导人面前讲话。她讲了她的追求与向往，讲了她从事文学后的奋进，讲了她被囚南京三年的斗争，讲了她初到苏区的感受，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欢迎会正式项目结束后，开始了余兴节目。李克农和邓颖超反串唱了段《武家坡》，李伯钊唱了几首在长征中学的少数民族歌曲。丁玲也唱了一段昆曲，但只唱了几句，多年不唱已经忘记了。会后，一起聚餐，菜盛在几个脸盆里。
丁玲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走进了一种新的生活，全然不同于她以前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她觉得一切都新鲜。在这里，谁同谁都好像是自己人，人们全都充满着革命的激情，洋溢着快乐的青春的活力。在这生机盎然的气氛中，丁玲直感到欢快，也受到鼓舞。
初到保安的日子，丁玲整天串门，走进周恩来的窑洞、张闻天的窑洞、博古的窑洞、林伯渠的窑洞、徐特立的窑洞，其他领导同志的窑洞。丁玲早在平民女学时就认识张闻天。在上海时同博古也见过一面。那是1930年，博古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总工会宣传部的一个刊物担任编辑，来胡也频、丁玲家向他们约稿，相谈甚洽。林伯渠是丁玲的远房表兄。丁玲早就知道他，这时才见面，以后关系一直亲近。徐特立曾是周南女中的教师，但没有教过丁玲。
那天欢迎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当丁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向丁玲说的第一句话是：“听说你和开慧是同学？”丁玲答道：“是的，我们在周南女中同学，开慧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们一起参加了暑期补习班，一起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后来又一起转入岳云中学。”他们的谈话就这样从杨开慧，从忆旧开始，十分欢快。在谈话中，毛泽东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丁玲毫不迟疑地说：“当红军。”毛泽东欣然说道：“好呀，前方正准备打一仗，可能是最后一仗，你就跟杨尚昆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去前线吧！”
毛泽东也去回访住在外交部的丁玲。当时也住在外交部的L.Insun记下了他亲眼所见毛泽东访丁玲的情景：
某天晚上，毛泽东只随身带了一个“小鬼”到外交部来访丁玲。外边和街上非常黑暗，室内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炕上同丁玲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地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好像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人字形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国在苏区才能找到。
L.Insun也写下了他对丁玲的观察与认识：
丁玲一到苏区，就参加妇女会（由刘群先、邓颖超等主持），出席讲演了一次。不过，最初她在保安时，并没有正式参加什么工作。同时因为苏区是个新天地，所以她东跑跑西坐坐，企图先能一般的了解苏区的情形。因此也没有写作什么东西。而她自己也表示不愿只是做一个作家，她自愿地要做红军中的一份子，至少要能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她曾经表示过自己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那是确实的，丁玲在未进苏区以前，她就好久是一个革命工作和群众运动参加者，同时也是实际行动的指导者。总之，她不但是一个革命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个革命的女战士。
所以，我们要了解丁玲，只将她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女作家是不够的，就是进一步将她看作一个革命的女作家也是不够的。同时，丁玲之所以成为丁玲并不仅只因为她在中国女作家中文章写得最前进，甚至在短篇中她在中国男女新文学家中也是占据着第一位，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她同时是一个实际的革命者，艰苦的社会斗争者之一员。文学只是丁玲整个生活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她的革命的活动与战斗。
她的文学写作，有一部分完全是实际斗争的记录，借着优秀的文学技巧表现了出来。
L.Insun对丁玲的观察是细致的，对丁玲的认识是深刻的，对丁玲的评价是中肯的。
L.Insun即朱正明，在保安的时候叫李荫森，他后来曾在丁玲为主任的中国文艺协会工作过一段时间。1938年夏天，他被派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他以L.Insun为笔名写了两篇介绍丁玲的文章，在介绍丁玲的同时，也介绍了当时陕北苏区的情况。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不言而喻，是为了迷惑敌人，吸引读者，扩大影响。
对于丁玲来说，的确如此，主要的一点就是，她不只是一个作家，也不只是一个革命作家，她同时也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工作者。文学创作是她生活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她的革命活动。
而此时的丁玲，占据她思想的，更多的是后者。她此刻最大的热忱就是当红军，到前线去。她渴望首先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投入实际的战斗，从而在战斗中获得她文学创作的源泉。
初到保安的那几天，丁玲完全沉浸在投入母亲怀抱的那种幸福的情绪中，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的文艺干部，她也思考着苏区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应当把苏区的文艺工作组织起来。她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谈了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丁玲于11月15日，也就是她到达保安的第四天，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者均表示支持成立一个文艺团体，将其初步定名为“文艺工作者协会”，并决定座谈会参与者均作为发起人。会后即发布了“文艺工作者协会缘起”：
在目前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新的文艺成为一支号筒，成为战斗的力量。
为着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
热望一切在战斗中有文艺兴趣的同志们共同来参加。
发起人：丁玲徐梦秋成仿吾伍修权
洪水李伯钊徐特立李克农
陆定一危拱之等三十四人
座谈会上决定成立由丁玲、徐梦秋（红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等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丁玲于当日即召集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于近日召开成立大会。
1936年11月22日，在白区训练班的院子里，举行了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一百余人。大会用举手表决方式选出李伯钊为临时主席。丁玲代表筹备委员会谈了筹备经过和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会上讨论这个团体的名称，毛泽东提出叫“中国文艺协会”，被一致通过。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都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讲演中称誉：“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经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毛泽东分析了抗日的形势，和用文武两手促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后，他着重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专门就文艺问题向文艺工作者所做的第一次讲话。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的“两个发扬”，指明了文艺的方针和任务。丁玲认真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为他的言简意赅、精辟的讲话所折服。
大会选出丁玲、成仿吾、徐梦秋、贾拓夫、王亦民等十六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当天召开了第一次干事会，除了当时不在保安的成仿吾、李一氓、贾拓夫，都出席了。会议推定丁玲为主任，并推定王盛荣为组织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长，徐梦秋为总务部长兼机关志编委会主任，李伯钊为俱乐部主任，洪水为图书馆主任。
此时，丁玲三十二岁，风华正茂，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在到达保安后仅十一天，在她的倡议、参与发起、筹备下，成立起了“中国文艺协会”。协会一成立，就着手调查登记会员，通知各地和红军各部成立分会，拟定研究计划，通告白区各文艺团体，并与个人建立联系；同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创办《红中副刊》。
《红中副刊》在1936年11月30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这是一篇带“宣言”性质的文字。它宣告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宗旨和任务：“……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全国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新苏维埃政策下的迫切要求。……它的工作任务在苏区是训练苏维埃政权下的文艺工作人才，收集整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面的材料，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戏剧，诗歌等；在全国则联络团结各种派别的作家与文艺工作者，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领导。”
丁玲在《红中副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它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一支笔写下了汉奸的秦侩，一直使秦侩千年都长跪在岳庙的底下，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尿屎。《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太坏，一直到现在戏台上的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那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我们要从各方面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词、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
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丁玲当红军去前线的要求。11月24日，丁玲随杨尚昆副主任领导的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定边。她与杨尚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相识，那时她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杨尚昆是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应是现在秘书长这样的职务），有时代表中宣部参加“左联”党团的会议。
临起程的那天早晨，红军后方留守处给丁玲送来一匹马，是匹跛脚的马，派来一个饲养员和一个十二岁的小勤务员。丁玲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活。
最初的行军，对于丁玲这样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女性是艰难的。一路上，她不骑马，她有些可怜这匹跛脚的马，不忍心骑它。她一路步行，每天走六七十里、七八十里。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有一天走过这么多路，而且是崎岖的山路，每天走下来，腿麻木得不会转动，但她坚持着，从不掉队。脚上打泡了，她学老红军战士的样子，用根针牵着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这些苦，她不介意，她是自己要求来当红军的，决心来吃苦的，为此，她连要她去法国的建议都不愿考虑。
母亲曾向我说过她初当红军的情形，她提到一路上杨尚昆对她的照顾。她说：“当时很艰苦，但少数高级领导人有小灶，伙食稍好一点，杨尚昆是政治部副主任，有个小灶。行军第一天宿营吃饭时，他让警卫员叫我到他那里同他一起吃饭，我当时没有感到什么，待到第二天我再在他那里吃饭时，我发现有点不对头，我见政治部的部长们都是和普通战士一起吃大灶，于是我向尚昆同志说：‘我不在你这里吃饭了，谢谢你的照顾，我还是同大家一起吃饭好。”她还说她那时不懂苏区和红军里的规矩，不知道应该把供应关系转来，管理员认为她不在建制里面，中午发干粮也不发给她。她看见大家在吃东西，就躲开了，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吃，她就说不饿。宿营时，管理员也不给她号房子，她就住伙房、马号，通夜听着马嚼草，或是半夜就被弄火做饭吵醒。对于这些，她从不介意。后来，也是杨尚昆知道了，才解决。
丁玲欢欢喜喜地走在队伍里面，还自得其乐地欣赏着沿途的陕北风光。她描述当时的行军：
大队已经很早就开过去了，我跟着总政治部主任们一齐也在九点多钟动了身，在外交部的空坪上有一团一团的人，热情的握手送别了我们。
我们沿着洛川的上流朝西北走。河里的水全结了冰，有很少的地方还汩汩的响着，在薄冰下有水流滑过，太阳射在上面，闪闪发光，这同我来时我爱的洛川河流又是两样了。
虽说天转晴了，但无情的风总是扫着地上的砂土劈面打来。
走过了一些小村庄，看得见远处又露出几排土房，安置在一些厚重的山旁边，有稀疏的树林围绕着，依着山的土房图画着一片片的褐色、土黄、深灰和暗紫，在那有着美丽颜色的山的边缘上，便是无尽的天的蓝。陕北的风景啊！
开始两天全跟着洛川河走，一时在冰上，一时又爬到两边的悬岸上。这些路都非常险峻，牲口不能上去，得远远绕着河的对面，岩底下的小路走，大半的时候还有许多烂泥，一些被太阳晒溶了的地方。后来的行程，便转到山上了，越过了一岭，又有一岭，几十里，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这些山全都无树木，枯黄的荒草，或是连草也看不到的那么无际的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尽头，但这天是无尽头的，因为等你一走到尽头的山上，你又看见依旧是那一幅单纯的图画铺在你脚下了。这些地方有着一些奇怪的地名，但随即就会忘去的。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啊！
经过八天的行军，到达目的地定边县城外的绍沟沿，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就驻在这个小村庄里。绍沟沿，虽说叫村，其实在地面上没有房屋，只有几十孔窑洞散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小沟里。这是一条干沟，人们用水都是在一些深窖里把头年冬天埋下的积雪汲出来用。积水中杂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水成了最珍贵的东西，除做饭、饮马外，每人每天限用一小盆。
在这个荒凉、穷困、生活艰难的小村庄，丁玲见到了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和任弼时政治委员。自此，丁玲就一直跟随前方总司令部行动，同彭德怀和任弼时一起。丁玲觉得这两位领导人很容易接近，没有一点儿首长架子，她十分爱戴和尊敬他们。
可能是杨尚昆告诉了任弼时，说丁玲的那匹马是瘸的，任弼时就对丁玲说：“我有两匹马，都是好马，草地马，送给你一匹。”他带着丁玲去到马房，说，“你挑一匹吧！看你要哪一匹？”丁玲感谢地说：“随你给一匹，我又不懂马。”任弼时指着当中的一匹枣红马，说：“这匹马老实一些，不欺生，就送你这匹吧。”自此，丁玲有了一匹骏马。
在这靠近沙漠的地方，尽管朔风习习，满目荒凉，生活极端艰苦，丁玲却整天沉醉在广阔自由的天地里，愉快地感到四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她趁红军正准备同胡宗南打一仗的间隙，去定边城里看望慕名已久的董必武和成仿吾，还有她在平民女学的同学钱希均。
丁玲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心境：
这天，太阳刚从东边地平线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而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似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寰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晚上，丁玲住在钱希均家里，钱希均那时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妻子。第二天，钱希均陪丁玲去看望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和副校长成仿吾。丁玲早就听人介绍过董必武，一见面就感到这位革命老前辈待人亲切，很会体贴人。他关切地嘱咐丁玲：“到了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想什么，需要什么，都说出来，你讲客气可就要吃亏了。”他送给丁玲一件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非常好看。成仿吾是创造社最初的老一辈作家，丁玲久已闻名，这次是初次见面。丁玲尊他为文学前辈，他们谈得十分融洽。丁玲觉得同成仿吾谈话很舒服，觉得他是一个使你在他面前可以自由谈话的人，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尊重别人、对什么人都平等对待的人。他们还一起商讨中国文艺协会工作的事，筹划在定边建立分会。
11月11日，丁玲在定边参加了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会后著《广暴纪念在定边》，发表于1936年12月28日《红中副刊》第二期。
正当红军前方总司令部筹划再一次歼灭胡宗南的部队时，发生了“西安事变”。为了防止国民党里的亲日派挑动和扩大内战，袭击爱国军队，红军主力部队于12月16日前后离开定边，兼程南下，开赴西安附近。
丁玲随前方总司令部行进。三万多人的大军，犹如一条灰色的长龙，随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蜿蜒向前游动。丁玲望着这既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的长长的行列，豪情油然而生，这是一股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铁的洪流啊！她为自己作为一个红军战士置身其间而感到光荣和振奋。
短短的军旅生活，迅速地改变着丁玲。当她策马驰骋于原野，那完全是一副女战士的飒爽英姿。一到宿营地，丁玲就四处走走、看看，以她作家特有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一切，从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到普通的战士，当寒夜来临，房子里生起一堆堆火，人们就围坐在四周，热烈地讨论着一些问题。谈话的中心都是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夜深了，丁玲仍坐在火堆旁边，她忘却了疲劳，借着火光，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记下来。她的《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军旅生活的画面。
母亲同我谈起她这段军旅生活时说：“那些天，中央和前总之间，天天有电报往返，中央的来电，或是给前总的，或是把给其他方面的电报转发给前总。彭德怀和任弼时看完电报以后，也把电报给我看。这些电报大都是西安事变后中央的决策和具体的行动。所以我每天都睡得晚，就等着看这些电报。”这真是特殊的待遇，体现了他们对丁玲的信任和重视。
行军途中，丁玲一路跟着任弼时，她觉得他好接近。任弼时的那两匹马习惯在一块儿，任弼时的那匹马走前边，丁玲的这匹马就一定要赶上去，跟在后边。丁玲初见任弼时的时候，还有点儿拘束，觉得他样子蛮严肃，两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威风，可是一接触，就觉得他非常平和。任弼时同丁玲谈旧事，他是长沙明德中学的，丁玲是周南女中的，两个学校都是有名的，而且只隔一条巷子，就这样很随便地谈起来了。丁玲觉得任弼时有很好的作风，他听得多，问得多，使人敢说。丁玲对他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把心里话都坦然地倾泻给他。丁玲觉得他待人平等，对人负责，可亲，可敬，可以信赖。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吧，丁玲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叫他“弼时”。这是少有的。人们习惯称职务，称他“任政委”，或是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称他“弼时同志”。后来丁玲发现这样不好，就对任弼时说：“我这个人太乌七八糟了，应该叫你‘政委’或‘弼时同志’才是。”任弼时却说：“这有什么要紧，叫我名字有什么关系。”
一路上，丁玲有较多的时间观察、了解彭德怀和任弼时。她写了一篇《彭德怀速写》，短短八百字，塑造出了彭德怀坚毅、纯朴、威严、平和鲜明的形象。她并用画笔绘出一张彭德怀的速写像，一并发表于1937年2月3日《新中华报・新中华副刊》（原《红色中华・红中副刊》）上。
1936年12月30日，丁玲随军南下，途经庆阳的时候，红军前方司令部通过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转给丁玲一份电报。这时，丁玲已去到一军团。电报是毛泽东写给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在战事频繁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写诗词用电报赠远征人，一生中只有两次。前一次为1935年10月赠彭德怀；另一次就是赠丁玲。
丁玲看着毛泽东写给她的这首词，惊喜万分。她把它看作是毛泽东对她的鼓励和期望。她决心更好地深入部队，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丁玲心里想，或许毛泽东希望她和一首词，作为回复，但她觉得自己旧文学底子薄，不足以如此应答，故而只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达自己衷心的感谢。
自庆阳以后，丁玲随一军团行动。到前方以来，她见到了许多红军将领。她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群多么洒脱、坦率、热忱、坚定、年轻而又成熟、稳重的指挥员和领导人啊！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猛将。虽然每天都是八九十里的行军，丁玲总是找着这些将领谈战斗故事。《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那流畅、文雅、缜密、严谨的谈话笔录而成的。
西北高原，寒风凛冽。彭德怀见丁玲只穿一套灰布棉军装，便把他的一件旧皮大衣送给了她。丁玲问：“那么你呢？”彭德怀说：“我还有一件。”后来丁玲去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贺龙一眼就认出了这件皮大衣，他说：“这不是老彭的吗？你穿着不合身，我让供给部给你改一改。”供给部按丁玲的身材改好了，还换了一个新的很好的衣面。贺龙和丁玲闲聊，说：“我在湘西打土豪、分田地，还打过你们安福蒋家哩。”丁玲说：“那也算不上是我的家，是土豪就该打，那个封建家族早该垮台了。”贺龙说：“好呀！从那个封建大家族里出了你这么一个革命作家，好得很呀！”红军将领们对丁玲的亲切关怀、细心照顾，更使丁玲觉得：“到家了”。
关于丁玲和彭德怀，许多年来都有一些传说，直到前些年仍有人著文谈及此事，称之“丁玲与彭德怀失之交臂”。这可能多半是源于L.Insun《丁玲在陕北》一文。文中说：“约在西安事变之前，保安发生了一件传说，丁玲要同彭德怀结婚了。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同一个著名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能“有缘千里相会”而在战场上实行结婚，那确然是红军中的一段佳话。彭德怀是红军中的一个出名的独身汉或‘光棍’，他在十年的红军斗争中从来不曾有过同任何女人结婚的传说，现在竟被丁玲感动而放弃‘独身主义’了。大家都在替他们二人祝福。西安事变突起，丁玲和彭德怀结婚的传说便被这激动的历史事件压了下去。”“一天，我到（徐）梦秋那里，他正在起草一封关于丁彭婚姻的信。由于要求的结果，他答允誊写好后给我看一看，这信是写给前线上同彭德怀在一起的几个同志们的。梦秋颇有玉成此事之意，同时托他们也做一下月老。梦秋是后方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写得一手很好的文章，他这封信尤其写得情意菲菲，美丽动人。我看了以后，觉得就凭这封信中的动人的词句，也足够迫得月老们努力玉成此段佳事了。晚上，丁玲恰巧来了，她一面看这封信，一面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一个女性特有的微笑，在闪摇的烛光下我看见她的脸上泛出了微羞的红润。她也觉得梦秋这封信写得太美丽动人，但终于让他收了回去并且预备立刻寄发了。可是后来就听说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去，而且说是决定不寄了。什么理由，我虽问过，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丁彭的婚姻就这样的慢慢的消散了下去。这事骤然而起，骤然而终，前后的原因只有待丁玲将来自己宣布吧。”
我在延安的时候就看过L.Insun的这篇文章。只记住了这件事情，作者的名字和文章的名字却都慢慢地忘却了。好多年我都没有问过母亲她同彭德怀之间的事，因为如果真有过这么一件事的话，那也已是历史了，倘使真有的话，那也是母亲的隐私，我不愿意去触动。
也就在1977年1月，我去太行山下的嶂头村看望母亲的那七八天里，她同我谈她一生经历时，说到这件事。她说：“在随军从定边南下途中，彭德怀送给我一支手枪，就是你在延安见到的那支。给我枪的时候，他郑重地说：‘这支枪是公略的遗物，我一直保存着，现在送给你吧。’”我听后，觉得不寻常，任何人都不会把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的遗物轻易送人，因为它有纪念意义，于是我插话：“我早在延安就从书上看到关于你和彭德怀之间的传说。”母亲继续说了下去：“我当然知道他送我这支枪的含义，我知道他和黄公略的关系。我对彭德怀是有些好感，他为人诚挚、朴实、刚毅、平和，也曾有过短暂的考虑，思考的结果是不想往前发展，觉得性格相差太大。从根本上说，我不想嫁一个首长，如果嫁一个首长，那就得一切以他的工作为中心，我的工作、生活都得服从于他，那对我的事业太有影响了。徐梦秋写了封信想促成此事，我考虑之后要他别寄了，就这样结束了。”我问：“那么彭老总又是怎么想的？”她说：“不知道。无疑他对我也有一些好感，但都未明白表白过，所以也无须再说明、解释什么。”
母亲又说：“我回到延安几个月后，有一次毛主席向我说：‘丁玲！你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转，我一直在想，你是来想当“秘书”的，还是来交朋友的。现在我明白了，你是来交朋友的。’我说：‘是啊，我就是来交朋友的。’”母亲还向我解释，“我们这个圈子”是指中央首长们，当“秘书”就是作夫人的代名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大体上停了下来。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驻延安，红军主力部队驻守在西安北边的三原一带，前总驻在云阳镇。丁玲先是深入到陈赓为师长的红一军团一师生活了一些天，又应贺龙邀请去到红二方面军。刚到那里不多天，总司令部就派通讯员把她接回云阳镇。原来是史沫特莱到了这里，任弼时要丁玲陪史沫特莱去延安。丁玲很想留在前方和部队在一起，但是陪史沫特莱去延安却是她乐于从命的。第二天她便和史沫特莱乘卡车北上，两天后到达延安。
丁玲陪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毛泽东问她：“你还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还是当红军。”她本想再返回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去。毛泽东说：“当红军，在后方也可以当。”毛泽东亲自写信给红军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定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罗荣桓带着丁玲去到警卫团，亲自宣读了丁玲任职的命令。
这个任命，在当时是罕见的。在中央红军，几乎没有妇女在基层部队任职，随中央红军长征过来的只有三十位女同志，她们都是在红军总部或是在党政领导机关任职，不过在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妇女先锋团，承担战斗和后勤任务。一个团政治处副主任，竟由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亲笔任命，后方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宣读任职的命令，也是从未有过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丁玲的重视和期望。
母亲后来同我谈起她去警卫团任职的情况：“这样一来，团里的几位领导都有点紧张，他们又听说我是一个有名的女作家，所以见了我总有一些拘束。最初几天，他们几个在一起有说有笑，我一进门，他们就不说不笑了。后来通过工作，我们才熟悉起来。我至今都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毛泽东对丁玲抱有很大的希望，指定丁玲担任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是要她走进工农兵群众，掌握部队基层工作经验。毛泽东对丁玲说：“你要去认识人，一个人一个人去认识，认识和了解你那九个连的战士和干部，当你了解他们了，和他们交上朋友了，你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事了，也有事可做了。”
这是一个负责部队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工作。团里妇女只有丁玲一人。对于丁玲这样从大城市知识分子堆里一下子就下到部队基层的知识女性，担负这项工作是相当不轻松的。丁玲以极大的热忱做着这项工作。她认真地听连队干部的汇报，把各种问题弄清楚，及时鼓励与批评，以便开展第二天的工作；她给战士们上课，参加小组讨论会，对党的政策尽量作出妥当的解释；她帮助战士们学习文化，组织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的竞赛。
丁玲住在警卫团团部，她的房间里有一只用木板搭成的狭长的桌子。白天她做警卫团的种种工作，夜深人静时，她就伏在这张木桌上写作。工农出身的战士们的忠诚、勇敢、淳朴、勤奋都打动着她的心，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
丁玲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要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和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她离开了警卫团。但是她在警卫团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她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影响。
1937年5月，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是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现在在这十年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又滋生了红军新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一满十年的红军纪念日更带来了特殊的纪念意义。
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十一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委员会以徐梦秋为主任。
现特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各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寻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稿件须在七月半以前送到委员会。稿末必须注明真姓名和机关，征集项目附另纸。
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
总司令朱德
（1937）5月4日
编写全国红军十年战史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编纂工程。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红军战史未及编出。其成果是编选出了《红军长征记》。这是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按照长征旅程编定篇目次序，初稿由许多身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所写，如：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张云逸、萧华、莫文骅、谭政、陆定一、刘亚楼、彭雪枫、舒同、莫休（徐梦秋）、艾平（张爱萍）、陈士渠、邓华、王首道、李一氓、曾三、文彬、刘忠、廖志高、黄镇、周士第、贾拓夫、杨成武等。
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部伟大著作产生的过程。这部划时代的集体巨著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作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丁玲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为《红军长征记》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编校工作。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以徐梦秋为主，丁玲协助。
一位从北平来到延安的记者，目睹了丁玲编校这部书的情景，并记录了丁玲与他的谈话：
当我到达延安的时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这稿子。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似乎在和她书架上的《海上述林》，《高尔基全集》争美。
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经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日问丁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速率的努力。”
“将来怎么发行呢？”
“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的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深传到全世界去的。”
“你对它的感想怎样呢？”
“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红军长征记》原定1937年出版，但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当时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主任的徐梦秋说：“毛主席为了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出。”1937年11月12日，丁玲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抵达太原。她在太原接受访问时也谈到《红军长征记》，她说：“早已整理好了。不过，为了避免现在有不必要摩擦，所以暂缓发表，只抄写了几部，有一部，现存在上海。”
这部书，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是作为内部读物，似乎印数很少。我曾经看过，记忆犹深，纸质是延安的有光纸，铅印，分上下两册，约一寸厚，读来极有兴味，又因听母亲说，她曾经参与过编辑，所以更是爱不释手。
丁玲为方便编辑《红军长征记》，从警卫团住到红军后方总政治部。后方总政治部驻在延安城里原延安师范学校旧址。抗日军政大学校部也驻在这里，两个单位同驻一院，大门口只挂着“抗大”的牌子。海外有些介绍丁玲的文章说：当时“丁玲在抗大任教”。这不是事实。可能是由于当年去延安写延安见闻的记者，见丁玲住在“抗大”院内，误以为她在“抗大”任教，并由此而误传。
丁玲回到延安，重新担负起中国文艺协会的领导工作。这时从白区来了几百个青年人，大多数是学生，其中不少人是文艺爱好者，参加了中国文艺协会，为文协增添了新的力量。于是文协的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组织起了文艺理论、、诗歌、戏剧、歌咏、漫画等小组，分别进行活动。这时，各地也建立起了分会，仅延安一地会员就有几百人。
丁玲陪同史沫特莱回到延安后，中国文艺协会就与新中华社联合召开欢迎会，欢迎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丁玲主持会议，并作简短讲话。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以“围剿”二字为题作了简短演说。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亮平等出席会议，也讲了话。黄华担任翻译。
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与丁玲有许多来往，丁玲虽然工作很忙，只要有空，就去看她。一个名叫吴光伟的女同志给史沫特莱作翻译。
母亲在同我谈她初到延安的这段生活时，说到吴光伟的事。我问她：“吴光伟是不是很漂亮？”她说：“胸脯很高，比较性感。”我问她：“她后来到哪里去了？”母亲说：“我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时候，她也参加了西战团。她当时为一些舆论上的压力所困扰，思想上十分犹豫而有去意。我劝她跟我上前线，在战斗生活中化解这些烦恼。起初她同意了。但不久，她发现团里也有人议论她，她觉得这环境不好。她最终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就在西战团开赴前线前夕，她回到国统区去了。她走时，我把董老送我的那件火红火红的整狐狸皮送给了她，觉得在外面对她会有些用处。”
在延安，丁玲还结识了当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她以一个记者的敏锐的眼光，写下了当时对丁玲的印象：
丁玲在中国享有好几种名誉，已经多少成为一种传说了。三十一岁的她，已经是1917年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富有行动经验的革命者。她是以现代妇女的化身出名的。
无须说得，我是非常有兴趣去和丁玲见面，所以很高兴当我在苏区时见她也在那里。我看到她许多次数，我们谈到不少中国人所谓“天地之间”的大问题，里面有几个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讨论。
在外观上，这个著名作家兼传奇主角般的人物并不是妖艳型的女子。她生得矮，三十一岁的人，身材自然也不婀娜，但是康健而强壮相的。她绝不是中国认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依列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人。丁玲的有生气的基普塞人似的圆脸也不漂亮。但她有热烈、发光、聪明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光亮的男式头发有一卷随便的下垂在一只眼睛那里，她有一种有味的癖习：含羞地说了一些惊人的话，然后侧着头，扬起眉毛，观察对于听众的效果。她的声音是低的，她偶然忽而声音深宏地发笑，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果断而明确。她给你这样一个印象：完全适合做任何她着手做的事情，从投炸弹到演电影。她是一个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不分的热诚的发动力。
丁玲回到延安之初，有一天，她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亲笔写录了他赠丁玲的那首《临江仙》全文送给丁玲。
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有情报日本军队计划西渡黄河。丁玲担心不安全，为了珍藏毛泽东的这份手迹，便把这份手迹寄给在大后方的胡风，委托他保管，她以为那里要安全些。胡风后来回忆道：“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的亲笔书写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上‘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全国解放后，胡风没有即时交还丁玲，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些东西连同这份手迹被公安部门抄去，直到1980年胡风恢复自由，发还了抄去的东西，这份手迹才“完璧归赵”。真是有始有终，不负重托。而这份手迹竟然有这么一番出奇的经历。
那天，毛泽东颇有诗情。他向丁玲说：“我这里还写得有几首诗词，你看看。”他拿出了《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他还问丁玲：“印象怎样？”丁玲仔细地读着，只觉得每首都写得雄伟有力，《七律・长征》只八句就把两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的英雄气概写出来了；《沁园春・雪》气魄之大，令人惊叹；而《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啊！丁玲以十分赞叹的心情，向毛泽东说出了她初读后的感想。
在丁玲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有几次都是毛泽东一边同丁玲谈话，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诗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送给了丁玲。
毛泽东给丁玲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与丁玲交谈时，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李商隐、韩愈，谈宋词。丁玲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薄，不足作为他谈话的对手，所以多半是听毛泽东讲，并以作为他的听众而高兴。但是在文艺工作上，毛泽东却是提倡大众化。丁玲领会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一直按照他的这一指示进行工作。
毛泽东也关心丁玲学习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那时每周在“抗大”讲授唯物辩证法，也就是后来整理成文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每次去讲课，都派他的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认真地听着毛泽东深入浅出、通俗生动的讲演。他的讲演中还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和事为例，丁玲听得非常有兴味。
丁玲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她觉得同毛泽东一起说话很有趣味，哪怕是闲聊也多有教益。她十分敬重毛泽东。毛泽东那时也很能礼贤下士，他同丁玲闲聊时也很随便。丁玲在毛泽东那里无拘无束，他们的关系很和谐，很融洽。
母亲曾向我说她那时与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她说：“毛主席问我：‘你来苏区也有一些日子了，你对我们这里印象怎样？’我脱口而出：‘我看我们这里像似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没想到毛主席听我说了‘小朝廷’的话，兴致颇高，他说：‘既然是个小朝廷，那你来给我封封文武百官。’我也来了兴致，反正是好玩，就给他‘封’了起来，说了几个人，说朱德当大将军、彭德怀当兵部尚书、徐老当翰林院大学士，没有想好合适的古代官衔，就‘封’了林老一个财政部长，还‘封’了五虎上将，无非不过是把当时的职务套到古时候的官衔上去。主席笑着又说：‘你还没有封三宫六院呢！’我说：‘那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子珍还不找我打架。’”
母亲还向我说，她离开警卫团后住在后方总政治部，一天，毛主席见到她，说：“你怎么离开警卫团啦？”总政治部和“抗大”同在一院，常常有“抗大”的学生到她这里玩儿，有一天正好毛主席来看她，见一屋子学生，后来毛主席对她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和战士，你还有距离，还不能打成一片。”母亲说：“我明白了，毛主席不满意我离开了警卫团，我对警卫团的工作是有些畏难情绪，主观原因是我坚持不够，客观原因是我从上海的亭子间生活一下子下到基层部队，环境差异太大了。如果先在政治部这样的机关工作一年半载再下到基层部队就会好些。后来又有一次，毛主席说我‘有些名士气派’，我懂得这个批评更重了，但心里感到舒服，认为他真正了解我，我是有这个缺点，我对他的批评心悦诚服。”
中国文艺协会还举行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到会六七百人。丁玲在会上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的一生。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中国文艺协会组织的戏剧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戏剧或是歌舞演出，丰富了延安机关、部队的文娱生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与会观看。
在创作方面，中国文艺协会组织了《苏区一日》的征文活动，以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一切红军指战员和各方面的工作人员积极应征。后来由于只有三四十篇稿件，《苏区一日》一书没有编辑成功，其中的一部分选刊在中国文艺协会编辑的《红中副刊》和《苏区文艺》上。
在随军的短短几个月生活中，丁玲写下了《保安行》七八篇，《北上》六七篇，《南下》七八篇共二十来篇印象记和通讯。本拟出一本小册子，但她总嫌对生活观察体验不深，自己不满意，所以出书的事就放下了。“七七”事变后，她上前方去，把这些稿子存在一个地方。一年后她回到延安，把这些稿子拿回来时，却发现只有几篇了，大部分没有了。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但是，目前留存于世的几篇：《到前线去》《广暴纪念在定边》《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以及回到延安之后写的《警卫团生活一斑》《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文艺在苏区》等篇章也为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陕北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生活留下了一些历史的记录。同时，它们也记录了丁玲在苏区和在红军中的生活、工作、斗争和情感。这些作品，对于丁玲自己，也是十分珍贵的纪念。以这些作品为新的起点，丁玲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新的一页。
丁玲热情歌颂，高度评价陕北苏区的大众化，普遍化的文艺，她在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一卷三期上著文《文艺在苏区》，文中说：
苏区的文艺……自有他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所以虽在印刷业很不发达的苏区，而文艺的花朵，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盛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
这是当时陕北苏区文艺活动真实的写照。
“七七”事变后，丁玲于1937年9月去了前线，徐梦秋更早地在那年夏天去了新疆拟转赴苏联。由于主要组织者离开了延安，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一时陷于停顿。后来又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在新的形势下，于1937年11月另外成立了“特区文化救亡协会”。至此，中国文艺协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文艺协会”从1936年11月成立，到1937年11月结束，为时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进驻陕北不久，人力和物质条件都较缺乏，加之负担“文协”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还担负着其他的正式职务，如丁玲同志就曾担任警卫团副主任，做“文协”的工作多半是在业余时间。但现在看来，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文协”还开展了那样多的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对后来陕北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起到了既是承前启后，又是奠基和发轫的作用，在我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曾在中国文艺协会工作过的朱正明回忆道：
我认为丁玲同志对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是花费了很多心血和作了很大努力的。后来许多文艺工作者到了延安，局面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以丁玲为主任的中国文艺协会仍应是其先驱。当时丁玲同志只有三十岁出头一些，体格健康，精力充沛，意气奋发，才华正茂，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既能在高兴时笑声朗朗，又能坐下来沉静地思考和写作，或亲切委婉地和人谈话，我从未见她发过脾气。我觉得她为人正直、朴实、大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保安和延安相处六个月，时间虽短，但她给我的教益和影响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