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七七”事变，彻底暴露了日本侵略的目的是要吞并整个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民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七七”事变一发生，全延安就沸腾了起来，人们纷纷要求去前方杀敌。丁玲再也静不下来，她同在抗大任教的吴奚如商量，组织一个六七人的战地记者团，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这消息传开了，许多人要求参加进来，要求扩大组织，加上戏剧、歌咏、漫画。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

　　母亲曾同我谈她为组建西战团和毛主席的谈话，她说：“那时，我常到毛主席那里去，接触比较多，事实上，那时我的工作，都是主席亲自安排的。所以组建西战团的时候，我就去请教他如何组建这个团。主席也是以一种帮我出主意的语气来谈。他风趣地说：‘每个机构都要有个首长，你看我们给这个团的首长定个什么官衔呢，是不是叫团长？’我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什么长的。’主席就说：‘那就叫主任吧。’我说：‘好。’主席又说：‘团下面按工作需要设立几个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你看是叫部还是叫科？’我说：‘我希望叫得小一点。’主席说：‘那就叫股吧。’我说：‘好。’主席进一步明确西战团的隶属关系，他说：‘这个团，在后方属中央军委领导，在前方属总政治部领导。’属军委领导，实际上就是属他直接领导。主席向我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有人谈旧瓶新酒，我看形式上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母亲向我叙述的这些，包括她与毛主席的对话，我都是记得很清楚的，不会有误。她后来写这件事情的回忆时，把她同我谈话中说的向毛主席请教，写为“请示”，把毛主席以帮她出主意的口气同她谈组建西战团的事，写为“指示”，并且删略了她与毛主席之间的生动的对话。此后，一些书写她生平的作品，也就按她回忆的文字写。但我以为，按照她同我所谈的，要更符合那时她同毛主席的关系，她的性格也表现得更明朗一些。

　　丁玲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成立了党支部，吴奚如为党支部书记，丁玲、陈克寒为委员，吴奚如离团后，丁玲兼任书记。

　　吴奚如，湖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曾任叶挺独立团连党代表、团政治处副主任，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被捕，判刑五年，1933年出狱后来到上海，1934年春参加“左联”，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他的创作得到鲁迅的指导，他同时在中共特科工作，并担任鲁迅和党中央特科联系的承转人。吴奚如在西战团工作的时间不长，1937年12月调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后来去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从皖南事变中脱险，辗转数月，经重庆回到延安，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长。1943年整风审干中，受到康生的迫害，失去了党籍。自此，坎坷地生活了四十余年，1985年2月病逝，终年七十九岁。逝世后，有关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算起。

　　丁玲在受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之后，于1937年8月11日写下了一页日记：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

　　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

　　要确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对人要和气，对工作要耐苦，斗争要坚定，解释要耐烦，方式要灵活，说话却不能随便。

　　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的人在一道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年龄都使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着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来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记自己的渺小。”这里，“伟大任务”当然是指抗日战争，而绝非指领导一个小小的西战团。这一富于哲理的话，是可以作为名言警句长留于世的。这页日记就是丁玲当时的心情，也可以当作是她对自己一生工作作风的座右铭。终我对她一生的了解，我认为她一直是这样地做着的，并且完完全全地做到了，除了“说话却不能随便”这一点稍有缺陷之外。

　　西战团的团员大部分来自“抗大”的学生，初步组成一支三十余名团员，加上勤杂人员共五十多人的队伍，后来到山西后又有一批人参加进来。团下设股，陈克寒为通讯股股长、张可为宣传股股长，陈明为副股长，李唯为总务股股长。通讯股负责采访战地消息，撰写通讯报导，编辑出版发行油印刊物《战地》，宣传股下分戏剧、歌咏、讲演等组。最早的团员有：王玉清、戈矛（徐光霄）、张天虚、高敏夫、黄竹君、吴坚、李劫夫、苏醒痴、朱焰、陈正清、张可、袁勃、邵子南等；女团员有：朱慧、夏革非、罗蓝、李君裁、王钟、吴光伟等；到山西和西安后参加进来的有：田间、史轮、赵荣声、靳明、蒋弼、赵尚武、周巍峙、洛汀、郎宗敏、黄明清、何慧，还有小团员李伯万、郎宗岳及先后担任丁玲勤务员的杨伍城、郭起厚等。

　　丁玲亲自执笔拟定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动纲领》和《本团规约》。

　　西北战地服务团刚成立几天，丁玲于1937年8月15日接受了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海伦・斯诺）的采访，在向她介绍了西战团的组织情况之后谈西战团的工作任务。尼姆・威尔斯留下了她的访谈记录：

　　1937年8月15日，延安。

　　丁玲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他们计划离开延安到前线去。她说，假如我愿意的话，可以作为新闻记者，同他们一起前往。丁玲说：“我们的任务是要说明日本侵略不会在任何明确的地方停止。如果战争开始，整个中国都是前方。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搞宣传帮助战士，使战士干部更加感到我们民族的自主自信和牺牲精神。我们和红军一起走，但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将局限于红军。我们也希望在其他友军里做工作。我们还要在被俘的日本士兵中做宣传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给他们施加影响，停止侵略中国的战争。我们还要在当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帮助他们组织召开救亡会，给他们讲解这次战争的意义。”

　　丁玲接着说：“这样的服务团，也是帮助抗日战士的友好团，可以叫做能帮助战士的任何一个团。当我们到达一个地方，敌人很快占领时，我们就组织游击队或义勇军，扰乱敌人的后方――不要对外发表这个情况。我们还要给公众写一系列信，在报纸上发表；同时告诉前方的确切消息，唤起民众的爱国精神，号召全民参加战斗。我们还要把这些消息告诉全世界，告诉那些同情我们、希望支援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希望完成的工作。”

　　“只有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才会回来，也许永远回不来。在这个时候，一切中国人都必须放弃自己平静的生活。我们的服务团将不同于一般的宣传队，它要为战争胜利的未来而斗争。不过，我们缺少做群众工作的经验。”

　　丁玲是一位体魄健壮、刚毅不屈的妇女，富有天生的指挥才干和领导能力。她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有着惊人的毅力和诱人的品格。我喜欢她，喜欢同她谈话。

　　从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动纲领和丁玲向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来看，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文工团或宣传队的团体。它不仅如一般的文工团或宣传队那样用戏剧、歌咏、漫画、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它还有通讯股，负责采访和写出战地的通讯报道，出版刊物、丛书，并且把帮助当地政府组织战地救亡团体，向日军进行宣传和对俘虏进行宣传、训练，甚至把组织游击队、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也包括在工作任务范围之内。所以，从计划来看，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一个以宣传为主要武器的战地工作团。

　　丁玲之所言：“只有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才会回来，也许永远回不来”，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的心态，表现了她将带领她这一团人，奔赴前线，与日寇战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决心。事实上，西战团的几位团员后来的确没有能回来，史轮、蒋弼、赵尚武（东北“抗联”将领赵尚志之弟）都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西战团的成立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勉励西战团的同志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内容要大众化，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作风也要大众化，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

　　在出发前的一个多月里，丁玲和吴奚如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充实团员的政治认识与理解，请李富春、凯丰等五六位领导同志来讲战时的政治工作、地方群众工作、统一战线、中日问题、托派理论、行军须知等问题。

　　作为业务工作上的准备，团里根据抗战的形势，适应抗战的需要，在短短一个月内，自己动手创作和排练了一批戏剧、歌舞节目。这些突击出来的节目，在向延安各界的汇报演出和多次公演中，都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赞扬。

　　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完成团里戏剧组分配的一项任务，丁玲在西战团出发前写了独幕剧《重逢》，后来在前方又写了三幕剧《河内一郎》。《重逢》在延安、山西、西安都上演过，还被译成英文，在印度上演过，后来发表在《七月》杂志上。创作《河内一郎》时，曾得到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日本战友泽村利胜的帮助。丁玲直到晚年还怀念这位日本战友，只是因为时间太久，生活的波涛太激荡，不知他在哪里，也无法联系。《河内一郎》在西战团没有演过，但在国统区，有几个地方演过。

　　团里通讯股的张天虚写了一个剧本《王老爷》，内容是宣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剧里有一个八路军女政工人员的角色，在剧末出场，有不多的两三段台词，说服王老爷有钱出钱，支持抗战。大家要丁玲担任此角。那天是一次汇报演出，丁玲仍旧穿她平日穿的灰军装，腰系皮带，腿打绑腿，只薄薄地在脸上涂了点油彩就上了台。台下的观众都是干部，都是熟人，出其不意地看见丁玲出现在台上，哄的一声都笑了。丁玲的脸直发烧，心直跳，几句台词也记不起来了。她慢慢地定下神来，在演王老爷演员的帮助下，才把那几句台词说完。丁玲是湖南人，说的普通话里带着家乡口音，演个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这口音倒也合适，很自然，很亲切。丁玲回到后台，看见毛泽东正在侧幕旁边望着她笑。原来毛泽东来晚了，从前门挤不进来，就只好从后台进来，台上正在演戏，不便从台上下到会场去，就站在侧幕旁边看戏。毛泽东笑着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丁玲想着刚才差点儿把台词都忘记了，心里好惭愧。

　　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都出席会议。毛泽东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各界代表致词后，丁玲致答词。她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然小，但是它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地流入大河，聚会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我们誓死要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出发前，军委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一双布鞋，送来一匹马和七头毛驴。

　　9月22日，西战团离开延安开赴前线。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红色团旗在晨风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全团列队，步伐整齐地在人群的欢送声中走出了延安古城，沿着延河水向东行进。马上铺着丁玲和吴奚如的行李，毛驴驮着道具、服装、幕布和女团员的部分衣、被。

　　毛泽东在西战团出发前和出发后，两次打电报给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第一封电报说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将要由延安经吉县去太原；第二封电报说已由延安出发，将在平渡关过黄河经吉县去太原，要彭雪枫派人迎接。

　　走了三四天，西战团夜宿延长城。出人意料的是徐特立来看望丁玲和西战团的团员来了。原来是徐老正在延长视察工作，他主管边区的教育。在延安时，丁玲常去拜访徐老，听他讲长征中的故事。故而在徐老六十诞辰时，丁玲和周小舟（时为毛泽东的秘书）等凑出一首诗赠徐老，中有“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万里记长征，目录已编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句，甚得毛泽东好评。

　　母亲曾对我说过徐老的群众化。她说徐老还在晚会上表演两个人对话的“小品”哩！一次晚会上，徐老在台上，对方问：“徐老，你到哪里去呀？”徐老说：“我到中国文艺协会找丁玲去呀。”于是哄堂大笑。正好母亲在台下，就被周围的人拥上了台，母亲也没有思想准备，就顺口问道：“徐老，你找我做什么呀？”徐老说：“商量写文章反映红军长征的生活呀。”台下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丁玲率西战团离开延长那天，徐老直送他们到城外。

　　10月1日，西战团到达黄河边。黄河两岸耸立着高山，浑黄的河水沿山峡怒吼着奔腾而下。身着戎装，腰挎手枪的丁玲站立在黄河西岸山巅之上。她回首西望，似波涛起伏般的黄土山岭连绵无尽。一年前，她踏上了这片黄土地，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接触了一批新型的人，萌生了一种新的情感。这里是她革命征途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在这里她经历了她一生中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她望着这片黄土地，眷念之情从心中油然而生。她极目远眺，对岸层层叠叠的山峰无边无际。她思忖着，那远方，那目光所及的最远的山峰下面，或许就是战场。而她，她将率领她的团奔赴那里，用笔、用口，也许还用枪，去和日本侵略者战斗。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赋予一切革命者、爱国者以保卫祖国，效命疆场的神圣使命。丁玲思之于此，“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留于日记中的意念重又翻腾在心头。她心潮澎湃，充溢着压倒一切敌人，抗战必胜的信念。

　　这天，丁玲率西战团在平渡关渡过了黄河。

　　她那时当然不会想到，十一年后的这一天，她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阎锡山是统治了山西三十多年的土皇帝，历来闭关自守，不容许外来的政治势力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入了山西北部。阎锡山眼看自己的地盘不保，不得不勉强抗日。他自知自己的力量薄弱，只好借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抗日。但是他又对八路军开进他的地盘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存疑虑，担心打破他的封建割据。但是山西的人民从心里拥护共产党，欢迎八路军开进山西，保卫他们的家乡。西战团过黄河之后行进的路线，正是两年前红军东征经过的地方。这一带的群众对红军是了解和熟悉的，是有感情的。这时，他们就把对共产党，对红军的这种感情倾注在西战团的身上。

　　西战团于12日下午到达太原。到达时恰逢日寇的轰炸，时断时续，于是就地隐蔽，临近黄昏时方才进入市区，受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及办事处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此时的太原已处在战争的前沿，阎锡山的部队正在八路军三个师的配合下在太原以北约一百公里的忻口一带进行忻口战役。两星期以前，八路军一一五师于9月25日首战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缴获一批辎重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那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太原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兼对八路军在山西战场作战的指导。西战团在太原期间就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示下工作。

　　10月13日，西战团到达太原的第二天，丁玲在山西太原大礼堂发表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吁请各界支持西战团的工作。当晚，即在一个大剧院举行了公演。周恩来亲临出席，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山西国民党的许多党政军要人、各群众团体代表都出席了。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西战团用一套根据陕北民歌谱成的抗日歌曲、含有抗战内容的短话剧，以及宣传抗日的相声、快板、秧歌舞，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全场气氛激昂，演出极为成功。演出的两天里，太原的各报纸均对此作了报道。

　　西战团的工作，也得到华北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当时也在太原的刘少奇同志通知由薄一波等同志参与领导的山西国共两党合作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队（新军）等抗日组织和各县地方党组织支持西战团的工作。西战团在太原和山西期间，在这些组织的支持下，开展了许多宣传和统一战线的工作。

　　早在1922年，母亲在上海平民女学时就认识刘少奇。母亲曾向我说，时隔十五年，她重又见到刘少奇时，刘少奇第一句话就是：“从平民女校一别，已这许多年了，我一眼还能认出你。”薄一波后来回忆：“我就是在山西抗日前线初识这位‘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

　　西战团在太原期间曾经到一一五师师部和杨得志任团长的六八五团慰问演出，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林彪师长也来看望西战团的团员。当年十七岁的女团员罗蓝后来回忆道：林彪那时很随和，有说有笑，听到我一口湖北音，便和我攀老乡，还诙谐地讲，人家都贬我们，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为什么？因为我们湖北人就是聪明。杨得志特地送丁玲一件平型关大战中缴获的崭新的日本军官黄呢军大衣，还送了几件给团里，作演出服装用。丁玲时常穿着这件大衣，穿着它有一种胜利的荣誉感，并留下数帧穿着这件大衣的照片，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飒爽英姿女战士的形象。这件大衣也是一件宣传品，很为人瞩目，从它就能说到平型关大战。

　　西战团成绩卓著，名声大震。丁玲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注意，不少人为她著文，如：《丁玲在西北》《最近的丁玲》《红军中的丁玲》《丁玲在前线》《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丁玲一起在前线》等等。西战团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征求战地服务团团员：据山西来信，自我们的战地服务团出发后，经过大宁、蒲县、洪洞等处，沿途表演抗战戏剧，深得山西人民拥护。现要求我们派剧团去，我们准备组织第二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山西。凡有志此项工作者，请自动向本部报名。在太原，西战团又吸收了一些新的血液，有一些人参加进来；同时也向山西新军决死队输送了一些干部，如陈克寒、罗蓝等。

　　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我到延安以后，大概1937年9月或者10月，周恩来同志从前方回来，在一个小礼堂作报告，讲前方抗战的情况，讲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国民党却认为只需要军队抗战，不需要动员人民抗战。恩来同志很有风趣地说道：‘我们不但八路军开上了前线，我们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奔赴了前线。她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所以在我们前方，不仅有军队的抗战，也有人民的抗战。军队主要是男同志，丁玲同志是女同志，她带的服务团还有不少女同志，所以不仅是军民的全面抗战，也是男女的全面抗战。’恩来同志这篇讲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1939年7月20日，周恩来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盛赞中国妇女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其中特别讲到“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的前几天，丁玲正率西战团在太原南边的太谷县演出。演出结束从热闹的礼堂走到街上，顿时感到恐怖的气氛。在黑暗的街上，络绎不断的骡马，退却下来的队伍，急匆匆地向南走去，大队的人马，零散的小队，通夜就没有断过。老百姓赶忙关上了门板。战地动员会的同志也拿不定主意。丁玲心里明白，前线的战局一定不好，但沉着地等着指示。

　　第二天上午，派到太原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的陈克寒回来了，他带来了周副主席的指示：

　　第一，立刻离开太谷。丁玲带领能跑路的向东走，奔和顺县、辽县找129师，奚如同志带领体力弱些的奔汾阳，找总政治部，立刻动身；

　　第二，中途不许耽搁，以速取联络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与某某游击队一道走，好有照应。

　　战局很不好，太原、榆次危在旦夕。西战团立即分成大、小两个队，大队由丁玲率领向东，小队由吴奚如率领向西。也没有时间给他们相互表示离别之情，中午时分，互相挥挥手，两支队伍就各奔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了。此匆匆一别，丁玲三年后才又见到吴奚如，他那时刚从皖南事变脱险后回到延安。

　　这天，当丁玲率领西战团到达某某游击队的住处时，发现气氛很紧张，人们跑进跑出，似乎酝酿着什么行动。这是一支打着国共合作旗号，由共产党组织刚组建起来的一支游击队，一百多人，司令是张学思，成分有爱国的军官、学生，还有农民。游击队的领导正在开会，司令和参谋长向丁玲介绍情况，原来是他们了解到当天住在邻村的国民党的一连杂牌溃军在抢劫村里老百姓的财物，队员们听到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去消灭他们。游击队的领导有两种意见：所谓积极的，用武力去解决他们，这是基于爱国、爱民的义愤；所谓消极的，不去管它，因为自己力量不足，没有多少条枪。丁玲极不同意所谓的积极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但也不赞成那消极的办法，她建议第二天一早派人带信去劝说他们不要祸害百姓，同时晚上加强警戒，防止他们来骚扰。游击队的领导知道丁玲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听从了丁玲的建议。这一夜，本来可以这样平静地过去，哪知半夜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是这连溃兵，听说邻村驻了八路军的“司令部”和一个“团”，便急忙连夜带着抢劫来的东西离去，不巧的是走在后面的连长和几个兵，被游击队的游动哨劫了下来。丁玲还没有上床，只听见门外一阵呵斥声、枪托声，紧接着游击队的参谋长和一些队员就把被抓住的连长推了进来，请丁玲发落。游击队员从这连长的口袋里搜出好多的钱。丁玲正向这个连长进行说服教育工作，骤然情况变得格外严重，充满浓厚的火药味。却是那一连人在大门外，鼓噪着要见他们的连长，并且好多支枪的枪口瞄准着院内，而游击队的人，也枪口对外地守卫在墙内。双方火并，一触即发。几个西战团的团员勇敢地走出院子，面对枪口，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话好商量。”既然这些溃兵误以为这里是八路军的司令部，还有一团人警卫，丁玲也就以“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向这些持着枪的溃兵做解释说服工作，指出他们抢老百姓的东西是不对的，是军纪所不允许的，军队应该爱护老百姓，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答应释放他们的连长，交还缴了的枪，但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必须留下，交由当地战地动员委员会还给老百姓。被扣的连长命令他的兵收起武器，答应了条件。于是，放下了抢劫的东西，走人。一场危机就这样解决了。

　　母亲后来以这个经历写了一篇散文《冀村之夜》。不过，在这篇文章里，她隐去了她自己在这千钧一发的事件中，面对着枪口的勇敢、坦然的作为，而是突出了她的六个团员的英勇表现，实际上她是主要的说服者，在对方枪口下从容地做说服工作。从这整个事件，不难看出她是很好地掌握着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且临危不惧、冷静沉着，颇有“武将军”的风度。我曾问过她，她说“冀村”是文章里编出来的名字。

　　三天后，西战团在和顺县找到了八路军总司令部，此后就每天按序列随大部队行军，经辽县（今左权）、武乡、沁县、沁源，到达洪洞、临汾一线。

　　在行军途中，丁玲与史沫特莱又重逢了。史沫特莱这位美国友人热爱中国人民，同情中国革命，亲身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向全世界报导八路军的抗战功绩。经她的申请，她还成为西战团的名誉团员。丁玲后来回忆在山西抗日前线，她与史沫特莱短促的交往：“那时大家都是来去匆匆，以为随时可以见面，但其实见面也只能握手微笑，我们没有捞到一次长谈的机会。我们驻在洪洞县万安镇时，她住在离我们十多里的总部，我们还见过面。后来，听说她要离开前线到国民党区去工作，为八路军宣传、募捐。我来不及送她，她已悄然离去了。”

　　此后，她们没有再见面，但互相都设法打听对方的活动的信息。1950年，史沫特莱逝世，丁玲写了《噩耗传来》表示她的悼念，在史沫特莱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上，丁玲发表长篇讲话，介绍《战士史沫特莱生平》，晚年更著《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缅怀曾经关怀过她、爱护过她的这位国际友人。

　　西战团先后驻在离八路军总部驻地洪洞县马牧村不远的刘村和万安镇。这期间，西战团再次去临汾进行宣传演出。在临汾，战地记者朗晓于12月26日采访了丁玲，他在《丁玲访问记》中概括地写了西战团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和描绘身在抗日前线的丁玲的形象：

　　女作家丁玲的盛名，早为人们所熟知，用不着记者来介绍。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丁女士便投身前线参加抗战，率领一群爱国的儿女英雄，攀山爬岭，冒风冒雨，辗转五十县，长征三千里。他们鼓励了前线的英勇将士，奋勇杀敌；唤醒了战区的广大的民众，援助前线抗战。他们总算尽了他们所应尽的责任。

　　她的一切很平常，态度怡然，举止大方，然而是庄重的严肃的。她的服装象一个娘子军，戴着一顶兵士的灰布军帽，穿了一件黄呢子大衣，还缺两个黄铜扣子，一双母熊的棉鞋不相称的登在脚上。面孔显得极憔悴，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霜长征过来的。

　　在八路军总部，丁玲又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工作了。任弼时是总政治部主任。她常请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任弼时主任来西战团给团员讲课，讲抗战形势，讲马列主义。虽然任弼时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但丁玲感到心情舒畅。因为在以前南下军中那段日子的接触中，她切身体会到任弼时同志是一个非常能体贴人，非常细心、非常平和、非常可亲的人。她那时有什么事都愿意向任弼时同志讲，现在就更是如此。

　　几十年后，母亲向我说起那时的情况，她说她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就是忽略了别的政治、宣传方面的领导同志，更应该向主管宣传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请示汇报，这可能引起了有的人的不快，甚至记在了心里。可惜的是，许多年后经过了亲身的感受才察觉到这一点。她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组织关系很简单，实际上，我真正进入党的组织生活，处理组织中的人事关系，还是进苏区以后，而进苏区之后，我接触的又都是中央首长，我的工作又都由他们考虑、安排，加上我以前就跟着任弼时，同他熟，所以自然地什么事都找他了。她说，我这个人不会做人，所以有些人不喜欢我。

　　当时，八路军十分艰苦，作为八路军建制内的西战团也一样。这从丁玲向任弼时汇报工作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

　　弼时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常去向他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演出费里报了点浮帐，记不得是几元钱，有炭火费、钉子费等。他就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我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装需要烤火。”他说：“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他又问：“钉子干什么用？”我说：“挂幕布。”他又说：“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吗？”我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那时八路军就是这样艰苦，这样节约。我们的演出费很少，在农村演一次，才花两三块钱。可弼时同志工作作风是那么细，那样严肃认真。

　　1938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一，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从临汾来到洪洞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拜年。在欢迎卫立煌的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和卫立煌都讲了话。演讲完毕之后，西战团表演了文艺节目。这些新近才排练出来的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生动别致。节目中，《八百壮士》，表现了上海抗战中国民党士兵的英勇事迹；《忻口之战》，表现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事迹；《平型关大战》，表现了八路军首战告捷的事迹；还有《全民总动员》大秧歌舞等等。这些节目反映了当前抗战的实际，反映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实际，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卫立煌非常赞赏，鼓掌不绝。他认为这些节目很有意义，能激发大家同仇敌忾的抗日决心，在战争前线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排演出这样精彩的节目，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朱总司令向卫立煌介绍了西战团的情况，卫立煌兴趣更浓了。他向朱总司令说，好极了，你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在于政治工作，我想了又想，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我们的政治工作怎么进行。今天看了这些表演，听了你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形，我就这么想，我们也来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的第一步。朱总司令说，要得，可以这样做。卫立煌表示希望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朱总司令表示同意。后来就把西战团通讯股的赵荣声（和卫立煌是同乡）和靳明介绍过去，赵荣声按照西战团的模式，在卫立煌那里组建起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赵荣声作为特殊的秘密共产党员，在此后的一些年里，一直在做卫立煌的工作。这次看了西战团的表演，听了朱总司令对西战团的介绍，卫立煌很有感慨，他向他的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

　　毛泽东主席任命丁玲当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时，要丁玲“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了解团里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的教导，丁玲在西战团这个舞台上很好地实践了。在一切为了抗日这个大方向下，她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根据每一个人的特长，发挥他的作用，根据每一个人的个性，帮助他克服他的弱点，终于把来自四面八方、出身各不相同、经历相差各异、文化参差不齐、脾气怪异者不少的一支队伍，团结成如一个“不息的，急急地旋转着”的“铁轮”，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而这个“铁轮”的轴心就是他们的主任丁玲。这个“铁轮”般的集体也有着很强的磁性向心吸引力，一些团员（如罗蓝、赵荣声、靳明、张天虚等）因工作需要调离时，都不愿去，只是因为是组织决定，才不得不服从。丁玲与她的团员中的不少人几十年来都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应该说，西战团人才辈出。后来成为作家、艺术家为我国文艺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有田间、塞克、李劫夫、邵子南、洛汀、王洛宾、高敏夫，以及后来在晋察冀边区参加的凌子风、陈强、王昆等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之后，担任国家副部长的有陈克寒、徐光霄、王玉清、袁勃、周巍峙等，当年的警卫工作人员黄明清后来担任解放军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小团员李伯万也成了名电影演员。

　　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等辉煌战绩。但是，国民党却封锁这些胜利的消息。为了让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和必胜的信心，更多地了解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与日本侵略军的英勇奋战和取得的许多的胜利，以及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的情况，八路军总部决定派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工作几个月，进行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3月初，丁玲率西战团开赴西安。此时日本军正沿同蒲铁路南进，在敌人飞机沿途轰炸下，他们从山西乘最后一列火车、搭最后一只木船，从风陵渡渡过了黄河。

　　由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指挥失策，战场失利，这时的西安，人心惶惶，到处挤满了南逃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和从前线下来的兵士与伤员。西战团开进西安时，以红色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旗为前导，丁玲率队走在前面，整齐的军装、有力的步伐、雄壮的歌声，使这座古城耳目一新。队伍中的女兵和平型关战斗缴获的那几件日本黄呢军大衣尤其引人注目。街旁商店里的店员、顾客和马路上的行人纷纷挤到路边，有的眉飞色舞，带着压抑不住的微笑，鼓掌欢迎，有的用惊异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或悄悄议论。西战团住进陕西省抗敌委员会为他们安排的驻地――梁府街女子中学。

　　丁玲所率西战团的到来，受到西安各界的热情欢迎。当时与丁玲尚未曾晤面的作家柳青（署名“莜波”）发表了题为《迎丁玲》的文章，表达了西安古城对丁玲及西战团的欢迎和期望。这篇文章向西安群众热情地介绍丁玲对革命的贡献：“她固然不是抗日的马占山，可是她的笔锋却有十万兵马的威力，过去不知多少颓废的青年，因为读了她的作品而走向民族革命的战场。希望丁玲女士赶快来西安负起指导妇女大众的责任，西安的妇女们也赶快觉悟起来，负起历史使命，在丁玲女士指导之下，解脱自身的束缚。在艰苦的生活中去寻求新的生命。”柳青还在文中赋诗欢迎丁玲：

　　丁玲女士，敬礼！

　　丁玲女士，你美丽的灵魂――

　　二十世纪的女性，

　　二十一世纪的母亲，

　　来吧，快点来，

　　敬礼！

　　你曾几度划着生命之舟，

　　在暴风雨的大海中遨游，

　　你稳健的操着船舵，

　　哪管海风向你不停的示威，

　　而今，你上岸了！

　　花木兰没有你的笔锋，

　　蔡特金比不上你的行动，

　　我想不出更好的诗歌讴歌你，

　　让我把“帼国完人”的勋章，

　　恭敬地挂在你的胸膛！

　　来吧，新时代的明灯，

　　这儿有不愿做奴隶的女性，

　　愿在你的光芒下前进。

　　接受了吧，接受了……

　　接受了她们一颗颗赤诚的心！

　　丁玲女士，你美丽的灵魂，

　　二十世纪的女性，

　　二十一世纪的母亲，

　　来吧，快点来，

　　敬礼！

　　（一月十五日在西安）

　　西战团刚到西安没几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丁玲出席了陕西省各界妇女举行的纪念大会，并应邀在会上讲话。她着重介绍了西战团女同志在前方的斗争生活。她说：“西战团的女同志都是未过二十的女孩子，她们完全和男同志一样，爬山、放哨、警戒，曾在大雪中爬过高山，每天走六十至一百里的路程，途中还要进行宣传。从而也展示了全团的战斗风貌。”她的讲话获得热烈的欢迎。

　　为了在西安开展工作，初到的那几天，生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丁玲不得不每天奔走于有关的国民党的各个衙门，四方求见，而在卫兵站岗的门前、在传达室、在走廊上，那伫候的心情是不好受的。但是她耐心地做着她不习惯的这一切，重复地向这些部门的人详细解说西战团的性质和来西安工作的目的和计划，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西安的各界人士热情地欢迎西战团的到来，丁玲出席了西安各界贤明人士代表们的欢宴，名流杨明轩和长安县长都给了她很多的鼓励，向她介绍当地情况，为她出主意，帮助她开展工作。团员们则每天分组出席各种联欢会、座谈会。

　　西战团到西安后就举行了公演，节目反映山西前线军民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突击》。剧本是由南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塞克和当时以客人身份住在西战团的作家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等集体创作，由塞克导演，突击排演出来的。演出是在西安最大的剧场易俗社，效果非常成功，场场爆满，掌声雷动。

　　在当时，虽然全国全民抗战的形势已经形成，但是国民党政府始终对群众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与干涉。4月份，国民党对西安的进步救亡团体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突然查封取缔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分队队部、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北学生联合会等十来个团体。这时，西战团在西安已成功地举行了第二次公演，他们的工作为西安各方所瞩目，影响很大，自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西战团是堂堂八路军的宣传团，他们不敢贸然查封，但是也不能容忍西战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活动。于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给西战团送来一纸通令，命令西战团即日开赴八路军前线，否则要逮捕负责人。理由是，既然是战地服务团，便应该到战地活动，不应久留后方。与此同时，省党部还通过他们的御用报刊制造舆论，说西战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穿靴，“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戴帽，穿靴戴帽都是不应该的。本来，西战团原没有打算在西安久留，但现在省党部居然下了逐客令，既然如此反动，西战团也就偏要在这里留下来，并且还要大锣大鼓，堂而皇之地继续工作。丁玲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李初梨同志一起到国民党省党部去理论，双方僵持不下，没有结果。当然，丁玲不怕他们逮捕，西战团也不会因此而离开西安。但是，如何开展工作呢？

　　5月，丁玲回了一次延安，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西战团的工作，毛泽东主席听后表示赞扬和肯定。针对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毛泽东指示丁玲八个字：“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延安，往返约十天。

　　根据毛泽东主席这八个字的指示，丁玲领导西战团积极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既然一时不能在报上登广告举行公演，他们就组织成若干个小分队去工厂、学校、伤兵医院、红十字会的防疫医院演出，还分头到许多基层单位，帮助他们组织起歌咏队，和一些人、一些团体开小型座谈会、联欢会，继续宣传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八路军在前方的战绩。他们利用了游击战的战术，化整为零，表面上好似西战团已经偃旗息鼓，实际上他们的宣传工作更紧张更深入，交往的人越多，朋友也越多，影响也越大，他们甚至做国民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在一些事情上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他们还必须冲破国民党省党部的禁令，争取再一次公开演出。为此就必须进行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开展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必须丁玲亲自来做。跑上层，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僚打交道，丁玲从未做过，从心里讲也不是很情愿做这些事。但是，为了完成任务她必须去做。宣侠父同志鼓励她，并为她张罗。此后，丁玲便在宣侠父的指导、帮助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宣侠父，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3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进黄埔军校，为一期生。1925年，由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去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1930至1332年间，他又应邀在冯旧部梁冠英任总指挥的二十五路军任总参议。1935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宣侠父是同盟军中共前委委员，并担任吉鸿昌的第二军的政治部主任兼先锋师师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考虑到他有黄埔军校和西北军的社会关系与工作基础，党中央调他到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协助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他还是不公开的“左联”的盟员。他帮助筹办起“湖风书店”出版进步书刊。

　　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认识宣侠父，当年《北斗》就是由湖风书店出版。现在，在西安，他们又重逢了。西战团一到西安，住入梁府街女子中学校舍时，宣侠父就来看望丁玲和西战团的同志。他那时是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参议，理应是丁玲和西战团的领导者，但他不是用这种身份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好像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来这里，不只是丁玲一个人的朋友，而且是全团同志的朋友。

　　针对国民党省党部制造的摩擦，宣侠父向丁玲介绍西安的形势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葛，建议丁玲去拜会蒋鼎文。蒋鼎文那时是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总揽西北军政大权。他同宣侠父是同乡，自幼同学，还参加过几天共产党，同宣侠父还在一个党小组，但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很受器重。为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宣侠父同他保持来往。他鼓励丁玲说：蒋鼎文是一个赳赳武夫，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要去见他，他会觉得能见到一个名作家是很高兴的。如果他能捐点钱，就可以说他承认西战团的活动，支持西战团。

　　这样，丁玲就按约定的时间去西北行营长官公署拜访蒋鼎文。丁玲原以为蒋鼎文大概总会有些气派，或许摆点官架子，但果然如宣侠父所说，乃一赳赳武夫。他以前可能也没有见过丁玲这样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共产党的女作家，所以反而显得木讷，不知说什么是好。丁玲本不善交际辞令，但她是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要使蒋鼎文捐钱给西战团，而且一定得成功，因此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篇大道理。什么抗日救亡一定要唤醒民众，介绍西战团在前方如何受欢迎，在西安如何深得民心，西战团作风如何艰苦，最后申说西战团很愿意重返前线的决心，但苦于开拔经费短缺等等。蒋鼎文也许有满腹经纶，长于当官从政，但面对丁玲说的这些救亡道理，似乎也难以施展。他听丁玲说经费困难，就答应给西战团二百元钱，为了郑重，命令秘书亲自把钱送到西战团。丁玲得意地回到西战团，宣侠父再一次鼓励丁玲，要丁玲眼里不要在乎这些人，这些人徒有虚名，没有多少能耐，只是因为手中有权，才可以为所欲为。

　　过了几天，宣侠父邀丁玲一同到胡宗南住处做客，胡宗南要请他们吃午饭。胡宗南是蒋介石放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脑，时任集团军司令。宣侠父同他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很熟。胡宗南住在西安市郊一个风景区。他们到后，就被迎到后边靠山麓的一间亭子似的客厅里，四周是树林，十分幽静。胡宗南看上去还很年轻，不过三十来岁。胡给丁玲的印象是，他好像没有忘记自己的年轻，而有着孤芳自赏的得意。那天天气有点热，胡宗南没有穿军装，只穿一件白绸西式衬衫，因而也显不出他的将军的威严。

　　席间，丁玲向胡宗南说，西战团很想重回前线，在回去的路上，要通过几处他的防区，西战团愿意顺路到他的防区演出，慰劳他的部队。丁玲告诉他，西战团去年在山西赵城、洪洞、临汾的演出受到许多国民党部队的欢迎，还到李默庵（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军部演出，和他们的宣传队联欢。胡宗南的确滑头，听着一边点头，一边笑道：“欢迎、欢迎。”但一谈到请他给一纸关防护照时，他就支支吾吾。勉强答应了，却又不肯当面给丁玲，后来自然就没有消息了。宣侠父说他胆小，他也只是红着脸敷衍。

　　胡宗南笑着对丁玲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候了，像丁作家写的山城堡战斗那样的文章，大概可以不再写了吧。”

　　丁玲的那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正是写的胡宗南的部队吃败仗的事迹。大概这篇文章刺痛了他，所以他才忍不住径直地说了出来。丁玲也知道，一年前，正是作家柳青在西安一个杂志上转载了这篇文章，结果刊物被查封，人也在西安呆不住。于是丁玲便答道：“现在是团结抗战，那样的文章自然可以不写。不过您还是一个可以写的人物，希望您在抗战中创造出一些好的事例，只要对抗战有利，不管成败利钝，都是可以写的。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封闭刊物，逮捕作者、驱逐编辑就好了。”

　　胡宗南有些不好意思，只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样一来，饭吃得有点儿僵。这时宣侠父说话了，他像解释，又像安慰那样平静地说道：“丁玲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她能揭露一些事实，也能赞扬一些人物。她对您，对一切抗日的将领都是抱着赞扬的态度的。”

　　宣侠父的话说得很得体，丁玲很高兴，胡宗南也和颜悦色地向丁玲祝酒：为了她的新的写作。

　　西战团虽然艰苦，但也不在乎蒋鼎文捐赠的二百元钱，丁玲也并不真正需要胡宗南给什么关防护照，能去他的防区做宣传演出固然好，不去也没有什么，西战团的计划原来就没有非去他的防地不可。但是，蒋鼎文给西战团捐款，胡宗南请丁玲吃饭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西安城，这无异意味着蒋鼎文、胡宗南对丁玲和西战团在西安的活动的认可。丁玲就用这张小小的王牌去对付国民党省党部的逐客令。宣侠父懂得他们，并且能不露声色地利用他们。丁玲十分佩服宣侠父，他们之间也结下了很好的友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内的右倾错误思想就开始出现，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在群众救亡运动中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抗战一开始，党中央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也就是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最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根据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指示，在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宣侠父的指导下，率领西战团的同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政治上和工作上的胜利。从丁玲在西战团一年的工作实际来看，她已锻炼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路线觉悟与政策水平的成熟的党的工作的领导者。

　　打开这个局面之后，西战团于7月在西安举行了第三次公演。第三次公演后，丁玲奉命率西战团返回延安休整，然后再度出发去前线。临行前，宣侠父来送行，与丁玲相约延安见。不幸的是，三天后宣侠父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

　　西战团的通讯股写了不少前方采访的报导，两三天就发一次稿，起到了通讯社记者的作用，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这一年中，丁玲戎马倥偬，但是仍挤时间写下了不少散文、杂文和短篇，后分别收入《一年》和《西线生活》。

　　四十年后，1977年1月，我去山西长治嶂头村探望母亲，她那时流放于斯。一天的深夜，我们围坐在火炉边，当向我说完自她进入苏区至离开西战团这两年的经历后，她良久凝视着熊熊的炉火，然后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语气中透出眷恋、温馨和些许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