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也频牺牲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表面上极力保持着理智与自持，内心却是极度地悲苦。她说：“这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象的，没有经验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象的，那真像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

　　里夫（EarlH.Leaf）在他的《丁玲——新中国的先驱者》中说：“许多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和文化工作者，往往是由于他们的亲友们的受到监禁和死刑，才从激进思想的憧憬的绿色牧场中，进而至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场。这一个简单的史实，正好像一条红线似的描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史上。”

　　不过，丁玲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场”，更多的还是出于理性的思考。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以一个作家心灵的感受、痛苦和要求，经过十年的思考和亲身的经验而投到党的怀抱的。”然而，胡也频的牺牲无疑促使她更坚定、更快地投入实际的战斗。

　　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如何沿着丈夫的血迹前进，继续向前，为此，她打算到中央苏区去，到胡也频曾要去的地方去；二是生活方面的问题，丁玲的母亲失业在家，生活很不容易，现在丁玲又有了孩子，都需要她供养，从她的事业来看，把孩子带在身边很不方便，只有把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胡也频从狱中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上也是这样建议的；三是对她自己创造上的考虑，她认为需要开拓新天地，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都需考虑。

　　首先还是安置我的问题。母亲在沈从文的陪伴下，回到了湖南老家。沈从文此时任教于武汉大学，顺路送我母亲回常德。母亲不敢把父亲被害的实情告诉外祖母，想到她坎坷一生，想到她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幸福看作是她希望的全部，想到她把我父亲视为亲子，母亲害怕外祖母经受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只好瞒着她，说父亲要远行，去苏联学习，时间上来不及，不能一起送我回来，便托友人就便伴送，而且她自己也有事不能久住。外祖母慨然应允照管我，丝毫没有表示为难。然而，这对于她是多么地不容易，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带过孩子了，而我还那么小，才四个月。

　　丁玲只在家里住了三天。她不敢多住，担心自己克制不住而流露出悲戚。即使只有这三天，对于她来说，也是十分难熬的三天，既要深深地埋藏彻骨痛心的悲哀，还要强装出笑颜。她离家的前一天，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合影，外祖母怀抱着我坐在椅上，母亲站在她身旁。这张照片的原照母亲给了我，要我保存。照片的背面，有母亲当时的题字：“三月底，在湖南。我送小频到婆婆那里，在家中我住了三天，照相的第二天便动身回上海了。”

　　外祖母当时被母亲瞒过了，真的相信了，但是不久她就知道了真相，可是她给母亲的信上从不问及此事，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在初回到上海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心里感到十分地孤独。除了李达家她可以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她再没有别的人家可去。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和对政治的了解，劝她：“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你是有才华的。”因此丁玲去他家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这样，就越发感到孤独。

　　回到上海后，她写了以胡也频等烈士就义的那个夜晚为背景的短篇《某夜》。写的是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一小群革命者，二十五个男女，在军警的押送下，迎着寒冷的狂风，步履艰难地走向刑场。他们庄严、沉默地移动着脚步，用眼光互相慰藉着与鼓励着。当他们被紧紧捆在一根根木桩上时，他们唱起了国际歌，但是歌声被一排排扫射的机枪声湮没了，从他们身上流出的血，滴在黑暗的雪上。文章最后以“天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亮”结尾。这篇文章，是对烈士的纪念，是对革命者坚贞不屈的颂扬，是对国民党残暴的控诉，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揭露。她那要前仆后继的意志也跃然纸上。

　　一个夜晚，潘汉年和冯雪峰悄然来到丁玲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住所。这时，冯雪峰接替冯乃超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他们谈起丁玲今后的工作，丁玲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潘汉年和冯雪峰都诚恳地答应，一定满足她的要求。

　　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约丁玲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面谈。丁玲早在平民女学时就认识张闻天。她向张闻天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自己是从事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同意了丁玲去苏区的要求，要她听消息，等候安排。

　　过了些日子，冯雪峰向丁玲说，中央宣传部研究后，要她仍留在上海，因为有一件工作由她来做比较适合，就是主编拟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她还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作家。丁玲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

　　丁玲为这个刊物取名《北斗》。明亮的北斗，是在漆黑暗夜里为人们指引方向的星辰，其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正如《文艺新闻》1931年9月7日所发消息中说：“丁玲所编杂志，已定名为《北斗》。中国杂志以天文星辰驾题名者，颇属创见。”

　　《北斗》是一个十六开本的大型文艺杂志，丁玲主编。姚蓬子、沈起予协助。由丁玲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翻译稿件。刊物由湖风书局发行。湖风书局成立于1932年，是在国民党军队高层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宣侠义筹了一笔款，委托他的朋友周廉卿出面任经理办的一个书局。它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于1933年被查封。

　　“左联”以前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刊物，但都被国民党查封了。所以中央宣传部和“左联”党团负责人特别交代，刊物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不必绷着很“革命”的面孔，使作者不敢接近，更免得一出世就遭禁。《北斗》起初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办的，但是办了两三期后，也就慢慢地“红”了起来。在当时的“左”的路线下，慢慢地“红”起来，是必然的。

　　《北斗》于1931年9月20日创刊。丁玲在创刊号《编后记》中说：“现在可以读的杂志太少了，我自己就感到这方面缺少的难过。所以我立志要弄一个不会使读者过分上当的东西。”的确，《北斗》是这个时期“左联”唯一的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所以它也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北斗》得到了鲁迅极大的支持。鲁迅推荐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给丁玲，刊于《北斗》创刊号上，后来用笔名冬华、长庚为《北斗》写了八九篇文章。《北斗》也得到了瞿秋白极大的支持。瞿秋白在《北斗》上，用笔名董龙、司马今发表了战斗性很强的总题目为《乱弹》的杂文，并且用隋洛文、易嘉笔名发表了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译作。鲁迅和瞿秋白的这些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为《北斗》增添了耀目的光彩。

　　丁玲广泛联系知名作家，在《北斗》上发表文章的就有当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中间作家：徐志摩、陈衡哲、冰心、凌叔华、林徽因、戴望舒、沈从文、杜衡等。不过，由于刊物慢慢地变红，从第三期以后，他们逐渐隐去了。

　　《北斗》的作者队伍可说是相当可观的，在它上面发表文章的知名作家还有：叶圣陶、冯乃超（李易水）、郑振铎（西谛）、陈望道、阳翰笙（寒生）、姚蓬子、沈起予（沈绮雨）、白薇、楼适夷、冯雪峰（何丹仁）、张天翼、穆木天、郁达夫、陶晶孙、钱杏邮、茅盾、胡风（谷非）、夏衍（端先）、魏金枝、叶以群（华蒂）、赵景琛、田汉、周扬（起应）等。

　　《北斗》不仅发表知名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李辉英、白苇、杨之华（文君）、葛琴、高植等等。艾青（莪茄）的处女作诗《东方部的会合》也是发表于《北斗》。

　　丁玲自己发表在《北斗》上的作品有：《水》《多事之秋》（笔名彬芷），散文《五月》（笔名彬芷），杂文《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以及《编后记》《代邮》《编后》等。

　　《北斗》是以发表文学创作为主的刊物。回顾它所发表的作品，可以说几乎每期都有在现代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好作品。《北斗》上，文艺批评也空前活跃。许多比较重要的文艺评论和论文得到刊载。如：冯雪峰的《关于新的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阿英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之回顾》、茅盾的《我们所必须创作的文艺作品》、端先的《创作月评》等等。

　　《北斗》还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征文活动。

　　一次是开展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集中讨论作家如何接近大众，用通俗的形式，写出为大众所欢迎的文艺作品，以及为达到这个目的，对自身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克服。丁玲在《编后》中指出：“文学大众化应如何实践的问题，是现阶段文学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北斗》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和短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文章既回顾与总结了左翼文学所走过的历程，肯定了成绩，又对左翼文学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探讨。

　　一次是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著名的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就是为此次征文发表的文章。丁玲为此次征文，也发表了她的《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

　　丁玲时年二十七岁，成功地主编了《北斗》这样一个大型的文艺刊物。在《北斗》这个文艺阵地上，她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组织才能。她广泛团结左翼作家和进步文艺工作者，争取中间作家，使刊物办得十分活跃，既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性，又具有普遍的群众性，使刊物获得较大的读者群。

　　丁玲的编辑作风是，凡有投稿，必亲自给投稿者回信，不论投稿者是知名作家，还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不论这稿子是采用，还是不采用，尤其是对于不拟采用的稿子，必定亲自复信，诚恳地、具体地指出文中的不足之处，并热情地鼓励投稿者再写、再投稿。她很重视读者的意见，她不仅通过《编后记》《编后》与作者和读者交流，通过《代邮》，以公开通讯的方式同读者交流，还联系了不少读者，知道他们的住处。她还召开读者座谈会，集中征求意见，她与沙汀、艾芜就是在读者座谈会上认识的。她经常换上女工们常穿的衣裳，下工厂，接触工人群众，从中发掘来自工人中的作者，经常深入到学校，听取意见，并向学生们宣传与传播普罗文学的思想。

　　《北斗》于1932年7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共出版二卷八期，其中第二卷三、四期为合刊，共七本。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丁玲在《北斗》这个文艺阵地上，把刊物办得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繁荣与发展革命文艺创作、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在主编《北斗》的实践中，丁玲产生了要加入到党组织内的想法。她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且很快被批准。她回忆举行入党仪式的情景：

　　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使我赫然惊讶的却是瞿秋白。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上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够了；现在感到，只做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潘梓年、瞿秋白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

　　1932年秋，丁玲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担负起具体组织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重任，并担任过不长时间的“左联”行政书记。

　　丁玲担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工作，对鲁迅、茅盾很尊重，她回忆道：“鲁迅和茅盾，是‘左联’的领导，有重要事情都去请示他们。不重要的事尽量不去打扰他们。这是为了保护他们，怕发生了什么事连累了他们。遇到有重要活动，要做决定，要发宣言，就要让他们到，还要请他们领头签名。”

　　著名作家、左联成员楼适夷回忆丁玲在“左联”的活动：

　　她在“左联”参加领导工作，主编刊物，指导创作，成为“左联”在创作上的健将之一。她也是作为革命作家，最早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的作家之一，常常换上女工的装束，到上海郊外工人区域的草棚去，结交许多工人朋友。当然在那儿，四边都闪烁着反动派的特务和资本家雇佣的工贼走狗的毒眼，一个外来者的行动是随时可遇到危险的。她作为一个领导成员，并不是发号施令，鞭策别人去奔走活动，而自己则深居简出，留在安全地带；她也不因当时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只要闭门写作就算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她总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常常奉命出发，到马路上去撒传单，贴标语，随时冒被捕和格杀勿论的危险，每次都勇敢的站在队伍的中间。当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一段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的时期，成千成万的工人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开市民大会，浩浩荡荡包围枫林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其中在“左联”的队伍里就有丁玲。大家一边高呼抗日的口号，一边在夹道林立的军警中冲锋前进，三拳两脚砸烂市政府的大招牌和大门前的岗亭。丁玲一手拿着小红旗，一手擦去被汗水粘贴在脸上的长留海，笑着回头对战友说：“我们现在好像到了苏区啦！”正因为丁玲一刻也不肯离开群众火热的斗争，也就使她的创作力十分旺盛，比谁都多产地一篇又一篇的迅速及时写出反映当时的斗争，也为文学创作划时代的《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多事之秋》及《韦护》《母亲》那样的力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的党组织基本上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这样的游行示威收效甚微，而更多的是暴露了共产党自己。但丁玲作为一个盟员、党员，在这样的群众斗争中，是从不畏缩，勇往直前。她也遇到过危险，由于机智，才转危为安。

　　后来，瞿秋白参加左翼文学的领导，情况有所转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养病期间过问了左翼文学运动。瞿秋白和鲁迅、茅盾一起纠正这些“左”的错误，使“左联”的工作重视文学的独特作用，重视创作，鼓励创作，打破关门主义，团结一切进步的作家，从而促进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

　　丁玲不仅根据组织的号召，认真地投身于火热的群众斗争，她作为《北斗》杂志主编、中共“左联”党团书记和一个著名的左翼作家，也频繁地活动在文化界的上层，团结非党的文化界人士，实现党的任务和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1931年12月19日，上海文化界胡愈之、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周建人、丁玲等二十余人在四川路青年会堂开会，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丁玲被推选为由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七项纲领，决定同盟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化界，作反帝抗日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反帝组织”。

　　“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从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文化界立即作出了反应。1932年2月3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丁玲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一·二八”事件，呼吁世界各国的进步作家和进步文化团体援助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

　　1932年2月8日，丁玲参加上海著作家会议。这是在抗日的旗帜下，持不同观点的著作家聚集在一起的一次会议，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参加会议的有：戈公振、施存统、陈望道、胡秋原、陈子展、樊仲云、李石芩、梅龚彬、王礼锡、王亚南、丁玲等。在会上，丁玲被选为执行委员。

　　2月9日，丁玲参加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第一次执委会议。会议由著名报人戈公振主持，与会者还有陈望道、胡秋原、沈起予等。会议讨论分工，丁玲负责民众委员会。会后，丁玲一方面组织人力，上街宣传，张贴标语；一方面募集钱财物品，与其他作家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亲去闸北前线，慰问抗日的官兵。

　　她还参与了援救国际进步人士的活动。

　　1932年6月4日，为援救被国民党拘捕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丁玲和李达、陈望道等十七人发表宣言：“……现在当世界各国名流学者继续营救牛兰夫妇的紧要关头，务恳我国民众一致奋起，反对政府将牛兰夫妇处死，并主张即日恢复他们已失去的自由。”

　　她和“左联”的作家还发表宣言，抗议日本政府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并发起为小林家属的募捐活动。

　　1932年9月25日，丁玲与鲁迅、茅盾等七人联名发表《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我们的庆祝》，对高尔基四十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进行了评价，认为他是“世界革命的文学家”，“新时代的文学导师”。

　　这期间，丁玲结识了美国记者、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开始了与她的友谊。

　　丁玲在政治上迅速前进的同时，其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也日趋成熟。她在发表于《北斗》的《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一文中举出了十条意见：

　　不要太喜欢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民，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

　　用大众作主人。

　　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

　　不要发议论，把你的思想，你要说的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

　　……等等。

　　在《〈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代邮》里，她更明确地表明：“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她提出：“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生活中，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确。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只有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得到解脱，而产生新的来。所以，要产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这样子，再来写东西，我想大致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了。”

　　这些文字，明确地表明了丁玲当时的文艺观。

　　丁玲所持有的这些文艺思想，已是比较成熟的革命文艺思想，自然反映在她的创作上。正如她自己所述：“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时候，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要沉入，深深地沉入，沉到人民中去，和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从二十年代末期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逐渐发展、转变成为农民工人的抗争”。

　　丁玲的这些文艺思想，也直接影响着《北斗》杂志的方向和面貌，加上她的努力，使《北斗》办得有声有色。当时，不仅自己人，就是革命文学战线的朋友也认为，《北斗》是“左联”办得最有特色的刊物。鲁迅还把《北斗》寄赠给日本朋友。这是对杂志的肯定与赞扬，因为鲁迅极少有向国外朋友寄赠国内刊物的事情。

　　“左联”时期，也是丁玲又一个创作高潮的时期。

　　1931年，丁玲从湖南回到上海之后的两个月内，就创作了《一天》《从夜晚到天亮》和《田家冲》三篇短篇。

　　《田家冲》的时代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描述的故事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成为革命者的三小姐，来到田家冲，住在她父亲的一家佃户家里。在那里，她和她的同志们秘密活动，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最后被反动势力暗害，然而从觉醒了的农民群众身上，仍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是丁玲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于创作的一次尝试，第一次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放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来写。这篇文章取材于她这次回到家乡从亲友们，尤其是从她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些类似的事迹。她们家乡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大革命，到农村做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其中就有丁玲的母校桃源女师的成为共产党员的女校友。作品中的“三小姐”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事实上，后来在我们党内被称为“老大姐”中的一些人，也有着类似这样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也可以说是活着的“三小姐”。三小姐就是根据几个真人的事迹，加以综合，集中了她们性格和语言的特点而塑造出的人物。作品中的佃农人家，也是她从童年时期就熟悉的。那时的常德，因军阀争夺地盘，常有战乱，一有战乱，丁玲就由家里大人带着，逃避到乡下，住在佃户家里。而且湘西一带农村的环境，她也是熟悉的。可以说，她是倾注了她全部的情感来写这篇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三小姐还是对于佃农群众，她都感受到在她和她们之间在心灵上有着十分融洽的沟通。当然后来丁玲也承认，她对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她没有亲身经历这样的斗争。

　　《田家冲》发表于1931年7月10日《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七号，一发表便使人注目，引起轰动。但是后来受到文学评论者的苛求。事实上，这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着相当大的革命影响力的，对于一些要求进步、要求革命的青年，起着启蒙和引导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向往革命的知识青年，而那时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

　　曾担任毛泽东的通信秘书，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和丁玲同事，丁玲晚年与其交往颇多的李锐曾回忆《田家冲》对他的影响：

　　丁玲在我心中一直受到尊敬，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记得是一九三一年在《月报》上读到丁玲的《田家冲》，一下就吸引了我。这篇是从一个佃户家的女孩幺妹的眼睛，去看一个临时隐蔽在她家的革命者（东家的三小姐）的活动。在当年读过的进步中，这篇印象特深，大概也同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因之对丁玲笔下的三小姐，有一种藏之内心的特殊感情，似乎她的血也在我身上流着。当然，这种革命意识是很朦胧的。我投身革命，是“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但少年时爱好左翼文艺，无疑有很大关系。

　　继《田家冲》之后，丁玲写了短篇《水》，约两万六千字，发表于《北斗》，从创刊号开始连载，至二卷三期载完。《水》取材于1931年发生的波及十六省的大水灾。的情节是，一群遭受水灾的农民和洪水搏斗，和饥寒奋斗，在困境中，他们寄希望于政府的赈灾救济，最后，当他们逃到城里时，发现受到了欺骗，于是丢掉幻想，团结起来，向贪污赈灾款的腐败官员做斗争。作品的主题思想是，表现农民群众从与自然斗争到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还须和自己队伍中的动摇思想斗争，方能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的洪流。

　　《水》一发表，立即受到左翼文学界的赞赏与褒扬，认为是左翼文学运动1931年最优秀的成果。冯雪峰、阿英等都著文评论。茅盾也充分肯定《水》的价值，认为：“《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后农村加速革命化的文艺上的表现，虽然只是一个短篇，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本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丁玲当然很想知道鲁迅对《水》的看法。当她从冯雪峰那里知道，冯雪峰问鲁迅对《水》的印象时，鲁迅说：“《水》很好。丁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不需要我来写文章捧她了。”丁玲听后，觉得鲁迅对她是鼓励的，也是欣赏的。后来《水》出单行本（与其他几篇合集）时，鲁迅又让丁玲给了他十几本，用来送人介绍。

　　沿着《水》的方向，丁玲继续创作了一系列。《一天》写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为了信仰，放弃大学生活，深入棚户区从事工人运动，虽一时受到工人的误解，但仍表现出一种不退缩的坚定精神。《法网》写了两个工人因误会而自相残杀，当他们觉醒认识到他们真正的仇人是无故解雇他们的老板时，已为时过晚，双双落入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的法网。《消息》是写工人对于革命的认识与同情，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诗人亚洛夫》，是写白俄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破坏工人运动的事。《夜会》是写工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一个夜会。《奔》是描写在农村经济破产后，一群农民被迫跑到城市来，但城市里也是大批的工人失业，以及资本家的苛刻压榨工人，于是不得不又回农村去，描述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怎样地在加速贫穷化。

　　这些文章，从主题到人物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描写知识女性的苦闷到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正如丁玲自己所说：“当一个作家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以后，她对于生活的看法和批评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生活也有变化，所以也就会有新的人物产生。我们若去研究每个作家的人物的变化，也可以找出他的线索来的。”

　　也正因为丁玲具有了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所以丁玲这一时期的，是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的实践与体现。她的这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揭示这个社会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它们反映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旧制度的抗争和在抗争中逐步觉醒的过程，它们歌颂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一斗争，它们不仅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由于丁玲还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同时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客观环境也使得丁玲没有可能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因此这些，也就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的缺陷。而这只能有待丁玲今后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和深入群众来克服、改进与提高。

　　丁玲的这些作品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当时的青年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都从她的作品中吸取营养。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回忆道：

　　丁玲同志比我大十一岁。她成为著名作家的时候，我才十四五岁。1931年，我初到北京，恰好遇上“九·一八”事变。民族的灾难、亡国的危险，摆在我们那一代青年的面前。每一个正直的青年，都在严肃思考和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我们接受先进思想的影响，是从接触革命文学开始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丁玲同志，读她主编的《北斗》杂志，读她当时在青年中间，在人民中间发生广泛影响的《韦护》《母亲》《水》等作品。

　　著名作家杜宣回忆：

　　由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将沉睡了的我国南方卷起了千层雪浪，霎时间又刮起了一阵腥风血雨，在刚刚觉醒了的土地上，又造成了一片血海。这使我们少年儿童们好像从强烈的日光下，忽然堕入深邃的黑暗的深渊。我们感到彷徨无措。大约是一九三〇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上海同乡的年长同学那里读到了丁玲、胡也频的作品，这些书在我平静浩淼的心湖中，不断地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涟漪。好像从这些作品中，拾回了原来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好像在雪原中忽然看到了一点篝火，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树影，顿时觉得，在这茫茫的长夜中，原来还有不少人高擎着摇曳不定的火把，为迷失道路的夜行者指着方向啊！

　　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正是丁玲创作旺盛的时候，她这时候的作品，虽然今天看起来思想上并不成熟，但对我们这批少年们却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我就是由于这些作品的影响，于一九三一年来到上海，寻找革命的道路。

　　这时期丁玲的作品我几乎没有不读的。我喜欢她的文笔，朴实清丽，亲切流畅，好像是一股清泉，在阳光下汩汩地流淌。

　　《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回忆：

　　在三十年代，我是一个失学失业的学生。国家的内忧外患，个人生活的走投无路，我也曾有过莎菲一样的苦闷和失望，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憎恨。作家（丁玲——引者注）笔下的人物使我感到亲切、真实、可信。因之，我喜爱她的作品。一九三三年以后，我和革命者接近了。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和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都成了促使我追求光明，献身革命的催化剂。其中丁玲作品给我的营养最丰富，她的《母亲》《水》《某夜》《法网》《夜会》等有着抗日要求革命倾向的作品，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男女主人公冲出爱情的罗网，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描绘极大的鼓舞着我，使我以他们为榜样，也用革命的意志和勇气冲决个人情感的樊篱，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丁玲作品在当时产生的深广的社会影响而言，它不仅激励我个人跨出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而且也给同时代，正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大批青年指出了出路。

　　1931年，丁玲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就酝酿写一部长篇，书名《母亲》。1932年6月15日《母亲》开始在《大陆新闻》连载，但一月后《大陆新闻》即被查封。之后，赵家璧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来约稿，她便继续写了下去。

　　《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丁玲的母亲。《母亲》原来计划写三部，三十多万字。“书里包括的时代，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至三十年代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人物大半将以几家豪绅地主做中心，也带便的写到其他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书叫着《母亲》呢？因为她是贯穿这部书的人物中的一个，更因为这个母亲，虽然受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千磨万难，她终究是跑过来了。在一切苦斗的陈迹上，可以找出一些可记的事。虽说很可惜，如她自己引以为憾的，就是她的白发已经满鬓，不能再做什么事，然而那过去的精神和现在属于大众的向往，却是不可卑视的。所以叫《母亲》，来纪念这个做母亲的。”

　　第一部是写女主人公于曼贞（丁玲的母亲闺名余曼贞）的丈夫病逝后，从悲伤中振作起来，毅然冲破一切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阻碍，去武陵（常德旧称）城里求学，和在学校里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女友的情形。她们立志自立于社会，她们同情革命，要求参加革命，并进行结社，以天下为己任，探讨社会的改革，国家的兴亡。第二部应是这位母亲在教育岗位上无私地、辛勤地工作，从通过教育革命实现救国的理想，逐步提高到具有社会的改革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并为此进行宣传传播工作。第三部的时代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可惜，这部书的写作因她被捕而中断，只写了八万多字，第一部还差一万多字。

　　然而，仅从这第一部来看，一个品格高尚，善良而又有远大抱负，温柔而又刚毅，坚韧不拔，向往革命，光彩鲜明的“前一代”的女性的形象已跃然纸上。丁玲不仅只写了她的母亲，而是写了以她的母亲为代表的那一代女性的奋斗。不仅只写“母亲”的这个封建大家族的衰败，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个衰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包含了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母亲》在写法上，带有几分《红楼梦》的笔法。

　　如果有人问我，我最喜欢母亲的哪篇？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母亲》。尽管在她写就的浩瀚篇章中，有她的经久不衰的成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有她投入了许多感情、不愿舍弃的《韦护》，有至今仍为国内外所频频注目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有享誉世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是我仍偏爱《母亲》。我更多的是从感情，而不是仅从文学的评论。

　　我极希望母亲能续写《母亲》。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前进，新事务新题材的涌入，生活道路的坎坷和复出后晚年岁月的有限，她终未能将《母亲》续写下去。想来是十分遗憾的。

　　丁玲还写了一篇《给孩子们》，这是一篇极富革命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童话。当然它是一篇给所有孩子们的儿童读物，但是我读将起来，自不必说，是格外亲切的。那里面的人物有“小平”“铃铃”“婆婆”，自然，无须说，即可明了作者在构思人物时，会想到哪些现实生活中的人。我在延安时读了这篇文章后，问母亲：“你怎么会想起写这么一篇文章？”母亲说：“我那时很想念你和婆婆，我真希望你快点长大，成为我的一个知心的朋友，同我一起投入革命的洪流，一起投入抗日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