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出版社倒闭欠了一大笔债，胡也频和丁玲商量，丁玲留在上海写文章，胡也频出外挣钱还债。s`h`u`0`5.`更`新`快经陆侃如和冯沅君介绍，胡也频于1930年2月22日离开上海，去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

　　1930年，是国民党在山东结束了北洋军阀张宗昌的统治，取得政权的第二年。教育随之也有一些改革，原山东大学附属高中被改为省立高中。当时，这所济南省立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省立高级中学。一年前，这所学校就国文课程而言，读的全是文言文，如《诗经》《书经》《古文观止》等，如今才开始用白话文作品教学，作文也改为用白话文作文。可教师仍是那些老先生，于是他们就从《胡适文存》中选些作品来敷衍。这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年，社会已有很大的发展，学生思想更有飞跃的进步，《胡适文存》怎能使青年人满足呢？

　　济南省立高中的校长张默生力图改革，首先是聘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士来任教，除胡也频外，还聘请了楚图南、董每戡等进步教师。当时省立高中分文、理、商三科。胡也频担任了文科主任。

　　胡也频的到来，使学生们欢欣鼓舞。当年担任学生会主席，后来投身革命的冯毅之回忆道：

　　就在这时候，——1930年的春天，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说革命作家胡也频，要来任我们的国文教员了。

　　同学们听说胡也频是个思想进步的革命文学家，不仅十分欢迎、崇敬，还感到有点神秘。因为大家虽然看过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但亲自看到并听其教诲却是极难得的。同学们听说胡也频老师是福建省人，写过诗，和剧本，还编辑过刊物，他的作品《到莫斯科去》，在当时很有影响。因此，大家的希望和心情就更加急切地盼望他早日到校了。

　　胡老师终于到校了。那是初春二月，教室前的冰雪溶解、迎春花盛开的时候，记得当时大家都提前在教室里肃静地坐着，喜悦的心在跳动，眼睛不时地向门外张望，象舞台前的观众，渴望名角出场似的。

　　胡老师穿一身陈旧西服，身材不高，却健壮结实。他的行动灵活有力，神态和蔼可亲，他走进教室、上讲台，都是跳跃式的。他虽是福建省人，北方话却说得十分清晰易懂。他讲课有条有理，声音宏亮，带有鼓动性。他知识渊博、观点新颖，第一堂课就给同学们一个极好的印象。下课后，同学们赞叹道：“这样年青就成了全国闻名的作家，真是了不起！”

　　当年曾是胡也频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学者的季羡林在胡也频牺牲五十九年后，感叹地回忆道：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付南方人的形象。

　　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就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依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象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了解。……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象是过节一样。时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这个现代文学研究会是在胡也频的领导下，以学生会为基础，以进步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为核心，争取广大学生组织起来的，共有四五百人。研究会的成立，取得了学校当局的同意，采取了合法的斗争形式。而且学校还同意出经费，由研究会出版文学月刊，定名为《齿轮》。一时间，搞得热火朝天，盛极一时，并且很快地影响与激荡着全济南市。一些学校的学生会也找上门来，要求介绍情况，帮助他们也组织起来。

　　就在胡也频把他这两年所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反映在他的作品上而且又付诸于革命的实践的时候，离别一个多月的丁玲来到了济南。

　　原来是两人约好，一人去济南教书挣钱，一人在上海安心写书。但是丁玲耐不住离别的痛苦，独居的寂寞，又发现体内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加之她的母亲也不赞成两人分开，觉得三人既不能在一起，仅仅两人了，何苦还要她挂心两处。

　　还在送别胡也频从码头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丁玲就满怀不忍离别之情给胡也频写信，说：“本是预计写信不拿这稿纸的，不过临时又变计了。心想拿两本同时用，一本写文章，一本写信（专给你写），看到底还是谁先写完，总之是每天都得写文章，也得写信。而且到底也不知道你还是希望我的信写的多，还是文章写的多。”

　　仅在胡也频离去的三四天里，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了三封信，如此看来，在这一个多月里，丁玲和胡也频之间应是有许多信的，但是除了这三封信之外，都因为丁玲后来生活中的剧变和坎坷而未能存留下来。这三封信曾刊于1934年6月1日《文艺风景》第一卷第一期。

　　从这三封信里，可以看到丁玲为这次离别对胡也频的深切的思念和作为妻子的柔情与缠绵。

　　也频，美美，写着这名字时，不觉引起一种甜蜜的美感。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便仿佛你还在我身边一样，而且仿佛你也正叫着我似的。然而别离是证实了，我们还要许多日子后才能再互相紧紧拥着而唤着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一切迷人的名字。爱！到底是希望时间快点跑去呢，还是希望慢点，好让我们多做一点事？

　　文章只抄了两页，没有继续写下去，为了心不能十分安静下去，还抽不出一种能超然一切的心情，而写文章是非有一种忘记一切现实和理想，神往到自己所创造的那境地里去不可的。就是说我实在太想到你，在每次长针走过一个字时，我便会很自然的想着关于你的一切情形，而不放心。你的一切环境太陌生了，不是我能想得出的，若是有完全为你一人冲入陌生的围阵中去的需要，我还是应该不离开你。然而现在我却留住了，是谁假定的理由！难道我爱你不厉害吗？或是你能恝然离我而去？但这都不是的……爱！请你告诉你这时的心情，你后悔吗？我呢？我还找不到勇气来说一句感伤的话。仿佛觉得我们已经不是闹着玩的时代了。我们已有了互相的深的爱和信仰，我们只能努力同心合一的在生活的事业的路上忍耐着。

　　我永远只能用平凡的语调写出我平凡的情调。我永远缺乏你的美的诗样的散文。

　　一直到晚上才坐在桌边，想写一首诗，用心想了好久，总不会，只写了四句散文：

　　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个恰当的成语；

　　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

　　丁玲的到来，在济南省立高中产生了轰动的影响。季羡林回忆道：“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去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丁玲发现胡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成了省立高中的核心人物，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她看见那么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地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心里说不出的欣喜。她问他：“你都懂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后来丁玲才明白胡也频的这番话，理解到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胡也频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地相信它，努力地了解它，并且坚定地进行实践。

　　这一切都如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一文中所说：“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这时胡也频和丁玲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丁玲凭着她以前的经验，认为一定要找到济南的共产党组织，取得他们的协助，否则会失败。但是济南的党组织怎么去找呢？她觉得胡也频和她总不会长期留在济南，终归是要回到上海去的。胡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了这么大的一个队伍，他需要更有计划。他们也议论，是否到上海去找党，通过他们联系上济南的党组织，由济南的党组织来领导，为此，胡也频还打算去一次上海。

　　但是形势发展很快，5月4日那天，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全校更是轰动起来，一批批学生到胡也频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胡也频和丁玲正在议论这件事时，校长张默生来了，说省政府已经通缉胡也频，说第二天要来抓人，受通缉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教育厅长何思源透露了消息，张默生并送来两百元钱，叫胡也频赶快逃走。看来是好意。

　　其实，这样的结局早有预兆。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就曾在一个会议上发出恐吓威胁说：自从济南来了几个敲破锣的（他把普罗说成“破锣”），到处听到破锣声，都快把济南敲红了。我警告他们，若再这样下去，非把破锣砸得粉碎不可。可见，国民党早就注意着胡也频等人的活动。胡也频认为，他又不是共产党，宣传普罗文学犯什么罪？

　　张默生来通报这个消息时，同胡也频一道教书的董每戡也在场，消息来得太突然，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得什么害怕。胡也频的意见是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想明白一个究竟，更主要的是他舍不得那些学生，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丁玲也以为，胡也频又不是共产党，没有参加什么秘密组织活动，只不过是宣传普罗文学而已。后来还是学校里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劝胡也频尽快走。他同胡也频、丁玲是比较靠近的，也多懂些世故。这样才决定离开。胡也频很难受地搭夜车去青岛。当丁玲第二天也赶到时，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冯毅之也到了青岛。楚图南去了东北，冯毅之跟随胡也频和丁玲一同回到了上海。

　　20世纪80年代，何思源回忆当时的情节：

　　胡也频在济南，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拥护。有一天，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在开会后对我说：“你们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吗？中央要他，据说他是个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我说：“办学很难，没有一点进步思想，学生们有意见；请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其实，青年人有些过激算不了什么，当年我还做过学生运动。”经我解说，韩复榘就摆了摆手，说：“算了。”我回去立即打电话把张默生找来，叫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胡当天下午就搭火车去青岛转赴上海。因当时只捉拿胡也频，并未提及丁玲，所以丁玲并未同行，是随后赶往上海的。不料终未逃脱蒋介石的魔掌。此事已过去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

　　胡也频在济南短短几个月的革命实践，无疑是有成效的。他播种了革命思想的种子，也收到了结出的果实。他影响了一些，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一批学生，使他们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胡也频和丁玲于5月上旬回到了上海，住进环龙路（现南昌路）临马路的一家客堂间里。这时上海的革命形势已与他们离去时大不一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在上海成立。这个革命文学团体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成立的。党中央的意见是，停止革命阵营内部的论争，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宣传部讲了话。鲁迅到会作了重要发言，即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和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也频在济南几个月的革命实践，不仅影响了一批学生，也使他和丁玲都受到许多的教育。回到上海，他们回顾这一段生活，总结着自己在工作中的得失，更思索着如何在上海这个新环境和新条件下继续斗争下去。早在济南的时候，他们就要寻找党的组织，现在这一要求就越来越强烈了。

　　就在他们筹划着未来的时候，潘汉年来访问他们了。他们与潘汉年虽然相互都闻名，但却是第一次见面。初次相逢，他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是，有点儿老成，但又常常露出一些机智，并且很容易亲近。当他向胡也频和丁玲详细介绍了“左联”，并谈到他们加入“左联”的事时，都觉得非常自然，好似这是无须多说的。胡也频和丁玲于1930年5月加入了“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

　　胡也频和丁玲回到上海之初，沈从文还想恢复《红黑》，但是此时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差异使得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他们也都明白，《红黑》已成过去。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谈了他的想法：

　　……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稀奇的。

　　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由此看来，沈从文认为是“不时髦”的，正是胡也频和丁玲所信仰的；沈从文认为是“过时的”，正是胡也频和丁玲所追求的；沈从文认为是“落后的工作”，正是胡也频和丁玲决心献身的事业。不论沈从文认为胡也频和丁玲所向往与从事的，“适宜不适宜”或是“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思想上的分歧，注定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但他们都珍惜他们的旧情。丁玲回忆说：“也频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意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胡也频的长篇《光明在我们前面》前两节，于5月20日在武昌出版的《日出》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计划连载，但刚刚刊出，即被查禁，刊物被扣留。

　　《光明在我们前面》写于1930年春，这时胡也频已参加了济南高中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一定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实感。是以“五卅”运动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如果说《到莫斯科去》还是属于在书斋里思索、讨论，从而选定革命的人生道路的话，那么《光明在我们前面》则是把作品的主人公放到革命运动的洪流里，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从而达到思想上的转变、提高、升华。文章通过各种矛盾，渐次展开人物的性格，使人物有血有肉，同时展现了宏伟的群众斗争场面。《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这两部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它们不仅在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具有划时期的意义，而且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胡也频和丁玲文章发表得少了，收入也就少了。平日生活拮据，比以前艰苦。以前当有了稿费后，总爱一两天内把它挥霍去，现在稿费少了，有一点就存起来，取消了一切娱乐，以待丁玲生产时用。直到冬天，为了丁玲生产，让产期过得稍微好些，才搬到环境房屋都比较好些的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的万宜坊（现重庆南路205号）。他们虽然穷困，但精神生活极其充实。胡也频忙“左联”的工作，很少在家，丁玲因有身孕，大半时间留在家里，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丁玲觉得胡也频变了，前进了，而且是飞跃地前进。她是支持他的。她觉得自己也在前进，但相比之下，比较慢，像似在爬。

　　暑假期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联合组织一个暑期补习班，由冯雪峰和王学文负责。地址就在中华艺术大学内，胡也频受邀去那里讲课。

　　9月17日，“左联”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出面在荷兰餐厅为鲁迅五十寿辰举行庆祝晚宴，胡也频应邀出席。

　　胡也频的革命活动，日益拓展，丁玲回忆道：

　　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也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写给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都参加了，他形容那个会场给我听。他们这会开得非常机密。他说，地点在一家很阔气的洋房子里，楼下完全是公馆样子，经常有太太们进进出出，打牌开留声机。外埠来的代表，陆续进去，进去后就关在三楼。三楼经常是不开窗子的。上海市的同志最后进去。进去后就开会。会场挂满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也不很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更加引起了也频的政治兴趣。

　　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间隙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光明在我们前面》。

　　胡也频参加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各苏维埃区域，全国各主要省区以及革命组织的代表三十八人，加上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共约五十人。柔石、胡也频代表“左联”参加。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许多主要决议案（苏维埃政府政纲、劳动保护法、土地法、扩大红军决议案等），还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代表会议的会场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白克路（现凤阳路）上一座楼房。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除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小孩以外，党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六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作为掩护。整个楼房的布置，与会人员的吃、住、行，以及房内外的警戒，均由中央特科安排。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原来这个临时当妹妹的李一超，就是后来战斗在白山黑水的抗联女英雄赵一曼。

　　当时全国已经建立了大小共十五个革命根据地，白区的工作也有发展。党中央认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已是当前的任务。在这次代表会议后，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林育南任秘书长。

　　胡也频于1930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左联”等七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会上，胡也频被选为出席在江西苏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根据当年在“苏准会”担任秘书工作的胡毓秀回忆：“‘苏准会’机关设在愚园路庆云里（静安寺百乐商场附近）15号，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这个机关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秘密地点之一。有段时间，周恩来常来这里指导工作。经常到‘苏准会’秘密机关来的中央领导人还有瞿秋白等。任弼时、邓颖超同志也来过二三次。团中央的李求实也经常来。此外，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频也来过。”

　　11月8日，无论对于母亲，还是我，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是我的生日。在生我的前一天，母亲住进了医院。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生我的那天，父亲来医院看母亲，他很兴奋地告诉母亲《光明在我们前面》已经完成了，并说：“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这本书终于完成与出版了，由春秋书店于10月20日出了单行本。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看着我们母子俩，哭了，很激动地哭了。他是难得哭的，究竟是为同情母亲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母亲没有问他，他没有时间陪我们，又开会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母亲说他已当选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时，母亲也激动地哭了。母亲看见父亲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到了，他是那样地自信，勇往直前。母亲说：“好，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频，你放心。”

　　多年后，母亲说起父亲：“他是个学生出身，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只要革命队伍要他，他就愿当马前卒。什么事都可以干，干什么危险的事他都不怕，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不起。”

　　当丁玲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家里连一个钱也没有了，他们只能共吃一客包饭。为着不得不雇奶妈，胡也频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胡也频工作忙，白天在外面忙工作，晚上就开夜车写文章。短篇《黑骨头》《牺牲》《同居》就是那时写的。丁玲知道胡也频这时的思想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方面，她觉得她可以起来写作了，但是胡也频要她安心静养。

　　一生中，母亲很多次地向我说过，父亲从来都是这样的，当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而当母亲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里过得稍微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使母亲感到丝毫经济压力，有损创作心情。母亲说，只要我有作品，我都会想起你的父亲，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爱护、鼓励与培养。在最初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我之所以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实在是因为有他的那种爱惜。

　　年底，父母抱着一个多月的我合照了一张像。这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也只保存着这唯一的一张。这照片，母亲后来交给了我，要我保存，现在还在我手上。照片的右下角写有“1930年底”，背面没有任何字。并不像有的关于丁玲的文章中所写：“照片背面书写：韦护满六十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父亲和母亲也曾商量，由母亲把我送回湖南老家交给外婆，然后他们一同去苏区，但是时间来不及，只好仍做父亲一人去的打算。后来父亲告诉母亲，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同去的话，冯乃超答应帮他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当时他们感动得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求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感情。”

　　1月17号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要去开“左联”执委会，然后去沈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因为房东的儿子死了。他要丁玲等自己回来吃午饭，穿上暖和的海虎绒袍子就走了。这袍子是沈从文借给他穿的，沈从文此时已去武汉大学任教，假期回到上海小住，看见胡也频穿得单薄，生活过得很窘迫，就借给了他。胡也频中午没有回来。下午沈从文来了，是同胡也频约好来写挽联的。沈从文说，胡也频是十二点钟从他那里走的，说买了挽联布就回家。他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心里很不安，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丁玲不知道胡也频在哪儿，也不知道能够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只好抱着孩子，呆呆的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沈从文坐了一会儿走了。她只能默默地等候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刮起了风。昏暗的灯光下，屋子里一片死寂。丁玲心急如焚，她把一切都往好处想，但一切好的想象又都不能使自己的心镇静下来。这时，沈从文又来了，他不放心，吃过晚饭，再来看看。沈从文一进门，丁玲就把孩子交给他，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她首先想到冯乃超，便奔向他福熙路的家。丁玲看到冯乃超的住房里透出淡淡的灯光，去敲前门，无人应；又去敲后门，仍是无人应；她站在马路中间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街上已经没有人影。她再要去喊时，看见灯熄了。她无奈地又跑回万宜坊自己的家。家里仍是没有胡也频的影子。时间不早了，沈从文也告辞回去。

　　天刚亮，丁玲又去找冯乃超。冯乃超沉默地把她带到冯雪峰的住处。冯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到一个书店找保，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安慰丁玲，要她安心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丁玲回到家的时候，沈从文也来了，交给她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她一看就认出是胡也频的笔迹。她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胡也频是被捕了，胡也频的口供是随朋友看朋友，现在被押在老闸捕房，要她安心。字条署名“蒋文翰”，他用了个化名。

　　自胡也频和丁玲1930年5月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的那一年间，正是隐蔽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多事之秋的一年。

　　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城市。

　　这种对中国革命形势极左的、错误的估计及由此制定的方针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上海第一个公开起来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观点的高层的、有影响、有号召力的干部是何孟雄，还有林育南、李求实（又名李伟森）。为此，他们受到了批判，何孟雄并被撤销了江苏省委委员职务。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898年出生，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1920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即转为共产党员。是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任书记，中国北方早期职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0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林育南，湖北黄冈人，1898年出生，是中国早期职工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19年，他和恽代英一起领导了武汉的“五四”学生运动。之后，他和恽代英、李求实组织了进步团体“利群书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为中共“五大”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李求实，湖北武昌人，1903年出生，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曾任共青团驻莫斯科总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9年到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在此期间并参加“左联”工作，为“左联”盟员。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短短三个月，白区的十一个省委机关先后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此以前，共产国际本来对中国的革命就有一些“左”的指示，但李立三的错误已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而且他还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对立的态度，认为共产国际“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而且要“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也就是说，还嫌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够左，还要实行更左的路线。于是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还不是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的指示，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从而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但是会议仍错误地批评了曾经正确地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尽管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所以何孟雄等仍对三中全会有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李立三的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也已步入正确轨道。不料想，又因“闹而优则仕”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闹得党内一片混乱。

　　王明等人是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这年上半年才回国。王明回国伊始，就不满意分配给他的基层工作岗位，闹嚷他们是国际派回来的，是要作领导工作的。这时他们又抓住了一个“闹”的机会。由于李立三与共产国际对立的一些言论传到共产国际，自然大大地激怒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把李立三的错误提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人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反而比中央先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于是他们打起“反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并且进行非组织活动，窜到不少基层组织进行煽动，鼓惑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王明还写了《两条路线》（后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这个小册子，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进攻路线”，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新的“左”的纲领。王明等人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对王明的这些言论与行为进行了斗争，指出王明的这个小册子，是“新的立三路线”，并且也警觉地发现王明篡夺中央权力的野心。林育南在一封信里就写道：“中国革命如果让这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

　　但是，王明有米夫这个后台，在米夫的支持下，三中全会后王明当上了江苏省省委书记。而王明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其矛头所向正是指向何孟雄等人。

　　米夫于12月来到上海，在米夫和王明谋划之后，米夫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1年1月7日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期一天，共十五个小时，到会中央委员不过半，经米夫宣布列席会议的王明等人与中央委员享有一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也有表决权。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王明一伙上台，在米夫的全力支持和压制下，王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大权。会议肯定了王明“左”的纲领，批判了瞿秋白的“调和主义”，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其结果是红军被迫长征，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四中全会以后，米夫于1月13日在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召集不同意王明当选的二三十人开会，史称“花园会议”。他除吹捧王明外，并宣布，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共产国际，你们都该受处分。

　　王明更是利用手中的权迫害异己。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江苏省委在王明的操纵下，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部署，就是进一步排斥异己，孤立和迫害打击何孟雄同志。

　　在王明的穷追猛打的逼迫下，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不得不商量对策，他们打算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共产国际召回米夫，停止他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粗暴的干涉。

　　胡也频也持有对四中全会不满的意见。可能是因为他常去“苏准会”机关，接触到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情况多些，经过自己对革命实际情况的思考，就形成了这样的思想。

　　胡也频在涉及到党的事业成败的这样的路线问题上，具有相当的政治上的敏锐和高度的责任感，在那样复杂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他坦诚直言，无私无畏，他不取中庸之道，不明哲保身，更不无原则地附和，这是他品格上的可贵之处，是他的党性纯洁的表现。只是他还缺少党内斗争的历炼，还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有一次，母亲同我谈起那时的情况，她说：“当时，两方面都到‘左联’来活动，来拉人，争取群众，争取支持。”

　　再说1月17日那天的事。胡也频从沈从文那儿出来后，在街上遇见柔石和冯铿，冯铿向胡也频说，林育南要同他们几个人谈谈，交换意见，冯铿那时在“苏准会”秘书处工作。胡也频就随他们一起去了东方旅社31号房间。东方旅社坐落在三马路222号（今汉口路613号），在当时是一个中型旅馆，其31号房间是“苏准会”的一处联络点。

　　由于事先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所以31号房间已被监控。林育南刚刚同他们谈了没有多久，就有一个特务化装成茶房进来检查电灯，电灯一亮，七八个特务一拥而进，于是林育南、胡也频、柔石、冯铿以及另外四人，共八人一起被捕。时间是下午一时四十分。

　　那天下午另一联络点（江苏省委的）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今天津路480号人民旅社）6号房间也被破坏，被捕四人。

　　何孟雄和李求实都是单独被捕的。17日晚，何孟雄去中山旅社探问情况，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李求实18日上午去愚园路“苏准会”机关，听说林育南一夜未归，放心不下，去东方旅社看个究竟，结果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从17日至21日五天内，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先后搜查十处地方，陆陆续续逮捕了三十二人。这批人初押老闸捕房，21日转上海市公安局；23日公安局将他们并连同以前在押的四人，共三十六人同时用囚车解去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批人，除个别人外，都是反对或不满四中全会的。

　　有不少文献说，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二三十人在东方旅社开会……云云。这样说是不确切的。既没有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二三十人也是在五天内在不同地点被捕的，何、林、李三人也非一同被捕。“开会”一词，是否恰当，可能也须斟酌。我以为，即使以东方旅社31号房间林育南、胡也频、柔石、冯铿等八人来说，只不过是一起交谈，交换看法而已，说不上是什么开会。

　　至于这一批人为何被捕，无组织结论，也无正史。但是根据回忆性的证言史料，说法有二：一是说一个名叫王掘夫（又名唐虞）的叛徒告密，他当时是《红旗日报》交通员（首先提出是唐虞告密的人是王明）；一是说王明告的密，或指使人告密（首先提出是王明告密的人是王克全，王克全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后于1932年被捕、叛变。既然叛变，按惯例，其言论也就失去了可信度）。但看来都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证据，恐怕还有待发掘更多的史料（包括档案）。至于王掘夫（唐虞），无任何材料说明其下落，其命运、其终结，似乎他一被指为出卖了同志之后，就成为一个无影无踪、虚无缥缈之人了。我以前看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确切地说是书中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中文译稿），书中认为是王明一伙或其指使人告的密，借敌人之手，除掉党内的反对派。书中将这两方面分别称之为“留苏派”与“工会派”。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写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也持这种观点，并认为此乃一箭双雕之举。但均分析与推理的成分多，而确凿证据少。近年也有讲是康生告密的说法。

　　母亲向我说过，她被捕在南京时，汪盛荻（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2年初被捕、叛变，原是王明一派）向她劝降时对她讲：“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部有人告密”，她到延安后，把这个情况向组织上反映过，在延安，也有这个说法，但均无下文，一直是个悬案。

　　1月18日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丁玲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李达这时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1923年退党之后，他继续坚持党的立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和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这时利用课堂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丁玲始终尊他为老师，并且同他的夫人王会悟始终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丁玲后来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

　　母亲在李达家里住了好些日子。她向我说到住在李达家那些日子，她老在外面跑，基本上是把我丢给李达夫妇，我大部分是吃代乳粉，不习惯，老是哭，我一哭，李达就把我抱在他的手臂上，轻轻地摇，直到我睡着，一天好多次。母亲说，我看他从来也没有这么耐心过。1949年李达来到北京，母亲请他在东安市场里的一家饭馆吃饭，向他介绍我，说：“这是小频。”李达透过眼镜的镜片看着我，好似若有所思似的、缓缓地说：“都长这么大了！”

　　19日，沈从文带了两百元钱给丁玲，是《月报》主编郑振铎借给她的稿费。郑振铎和陈望道一起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丁玲去找他，请他帮助营救胡也频。

　　丁玲这时的心思就是一定要把胡也频救出来，一定要设法救他。她这时才深深地明白，她不能没有胡也频，她的儿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找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之后向她说，人已转到公安局；她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师，律师回信说，人已转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从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起，上海就雨雪菲菲，丁玲就一天到晚在雨雪中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她身体衰弱，因产后缺少调养，脚上又长了冻疮，但是人在跑着，好像觉得希望也多一点儿似的。跑了几天，丝毫也没有跑出个结果来。这样的案子，她能跑出什么结果来？

　　丁玲去龙华探监，她后来回忆道：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沈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象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

　　丁玲没有想到，这就是她对胡也频的最后一瞥。

　　胡也频托看守送过几封信出来，送一封，要三元钱，带一封回信去，要五元钱。从信上情绪看，他很有精神，同他走路时一样。他倒是怕丁玲难受，信里总是安慰她。如果仅从胡也频的来信的感觉，丁玲会乐观些，但是她所走的救援他的路，都告诉她要救援胡也频是很困难的。

　　这时，在北京与胡也频曾同住一个公寓，同丁玲一起学绘画的左恭为营救胡也频从南京赶赴上海。左恭当时在中山文化馆工作，同不少国民党的人有关系，他说他见过陈立夫，陈立夫说如果丁玲和沈从文可以证明胡也频的问题，他愿意见见他们二位。左恭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一下。丁玲有感于左恭的朋友之情，但对此有些犹豫，商议时，她说：“假若见陈立夫为的是去‘投降’，我们用不着去南京。”“投降？这个字用得不合事实，我看不起。”沈从文说，“假若我们过南京可以使也频得到较公正的待遇，能在正当法律下合法审判处置，我以为我们当然应过南京去。”最后议决还是去南京一趟，另外丁玲还要去南京找邵力子。在左恭返回南京的第二天，丁玲和沈从文也来到南京，就住在左恭和曹孟君家里。她这时还不知道曹孟君和左恭都已是共产党员，曹孟君1927年在北大时入了党。商量的结果认为丁玲还是不出面的好，于是左恭和沈从文去见了陈立夫。回来后，左恭说陈立夫同他们“谈了半天文学问题，但后来却应允我们，只要也频不是共产党，总有办法”。根据丁玲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沈（从文）找到陈立夫时，陈说：‘这个案子很大，都是要人，不象你所说的都是些写文章的人。’”

　　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从文知道这事困难，也就不再说话。”

　　丁玲持陈望道、郑振铎的信去见邵力子。陈望道与邵力子都是丁玲的老师，邵力子、陈望道在平民女学时就教过丁玲，邵力子后来又与于右任共同担任上海大学的校长，陈望道是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丁玲仍是他们的学生。在南京的一个政府机关里，在众多等候接见的人中，邵力子立即接见了丁玲。邵力子对丁玲很亲切、很自然，仍和过去一样。他非常惋惜地说：“这是怎么搞的，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他立即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写了一封信。他无限同情地叮嘱丁玲：“即刻回上海，赶快把信交去。”

　　但是，事态的发展太快，还等不及丁玲把信送出去，胡也频就已经在龙华被杀害了。丁玲在晚年时仍说：“虽然邵先生的信件没有能挽回这一场灾难，但我至今仍然感谢他慨然给我的帮助。”她对陈望道、郑振铎两位先生也抱有同样的感激之情。

　　邵力子、陈望道、郑振铎帮助丁玲援救胡也频之举，是令人感动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然不会有什么营救活动，仅从这批人入狱后，他们还要通知狱中的党支部，说这批人是反对中央的，不给他们接关系这一点，即可说明。

　　2月7日，当丁玲怀揣着邵力子的信，抱着一丝挽救胡也频的希望，同沈从文一起登上从南京去上海的晚车的时候，她似乎更安定了，更镇静了。她感觉到事情快明白了，快确定了。既然结果会是坏的，那就让自己多明白些，少希望些。

　　也就在丁玲乘车行驶在宁沪线上的这个晚上的深夜，胡也频和他的战友们在龙华英勇就义。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人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很快就查明了他们的身份。既然真实身份已经暴露，胡也频和他的战友们也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2月7日夜，说是押赴南京，把他们提出牢房，在大堂上宣读南京来电后即押赴刑场——龙华警备司令部内一条小河边的荒地上。胡也频和他的二十三位战友昂首站立在一起，高呼着口号，在行刑士兵的密集枪声下倒下了，“最后一个被枪杀时，仍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等口号，使行刑的士兵都掉下眼泪。”

　　这是国民党当局在龙华屠杀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一批，属秘密处决，但仍传播开来，影响颇大。

　　丁玲回忆她获知胡也频死讯的情景和心情：

　　我又去龙华，龙华不准见。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他借故不来见我。我又明白了些。我猜想，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究竟怎样死的呢？我总得弄明白。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相。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2月7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10号下午，那个送信的看守人来了，他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很镇静地接待他，我问也频现在哪里？他说去南京了。我问他带了铺盖没有，他有些狼狈。我说：“请你告诉我真情实况。我老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说，也频走时，他并未值班，他看出了我的神情，他慌忙说：“你歇歇吧！”他不等我给钱就往外跑，我跟着追他，也追不到了。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跟着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既不会投降，他估计总得有那么二三年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希望我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免得妨碍创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更感到充实。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勉励我，鼓起我的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并且指出方向。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

　　父亲的这封信，还是有些着意宽慰母亲的成分。他其实在牢里已经充分地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可以拿剩下的一点钱，请理发师来理个发，就义后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些。我就是做了鬼，对反动派也不会放松的。”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决心。

　　她继续回忆道：

　　他这封信是2月7日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经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轻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己的痛哭了，疯狂的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我以前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李达先生说：“你明白么？这一切哭泣都没有用处！”我失神地望着他，“没有用处……”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被乱枪打死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铿身上有十三个。但这些话都无动于我了。问题横竖是一样的。总之，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

　　二十四烈士死难后，同狱的难友写了两首七绝悼念他们。

　　一首为：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流传甚广，起初不知作者是谁，后来才了解到是张凯凡所写，全国解放后，张凯凡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另一首诗，是与我父亲同牢房的一位难友写的一首专门纪念他的，但至今没有查明这位作者是谁，看来早已不在人世了。

　　诗曰：

　　烟囱无语对黄昏，

　　坐拥寒衾哭也频。

　　墙外桃花长十里，

　　长留颜色慰英灵。

　　龙华的监狱，成“川”字形三条弄堂，每条弄堂十间牢房。我父亲被关在1弄10号牢房，牢房的窗户正对着一个大烟囱。故有“烟囱无语对黄昏”句。

　　他们牺牲之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和《群众日报》，都发表了消息和社论，称：“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王明也写了一首七绝，“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假惺惺地称林育南、何孟雄为“师”为“友”。

　　1931年3月20日，《文艺新闻》首先披露“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李求实、柔石、殷夫、冯铿遇难的消息。

　　1931年4月25日，“左联”的《前哨》创刊。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登载了《中国‘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家宣言》、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等。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错误的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的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从而为他们这批人进一步作出了政治上的结论。